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真正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最终，我还是先明确了自己的短期行动计划究竟该如何实施。在那个周日的下午，看他啃着肉骨头时，突然一个闪念划过我的脑畔，那时的我应该不再是个不喑世事的8岁男孩。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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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潜伏在家中的危险形成对比，密尔沃基城市的北部充满了我那些幸福时光里的欢乐和情趣，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相对安全和正常的孩提时光。安全感从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和它的边界，这里最北到东西走向的W.卡皮托尔大街，再往北住的就是那些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有色人种，那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职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保险公司职员、政府职员，等等，他们与城市南部的白人富人区仅一桥之隔，但由于种族隔离的不成文法律，这座桥无法逾越。住在城市北部中心地带的就是我们这些低收入人群，但各个勤勤恳恳、老实巴交，大多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这些人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当然，我们在内心深处无不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过上街那边那样的富足生活，但表面上对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傲慢家伙还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南北走向的第三大道是个主要的商业区，街两侧商铺林立，其中不乏高档商厦，如金贝尔百货、波士顿店、布瑞尔商店，等等，在第三大道北街上还有我最常光顾的价廉物美的折扣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