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不清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心软，我也没问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每当我们想逃离这里时，往往会使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短时期内，对于现状，我无计可施。但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长期计划。不但以后我的孩子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继父那样的人，不会威胁、恐吓、伤害女人和孩子，更不会使用暴力。我也绝对不会过度饮酒，让自己行为失控。这个计划不断地发展完善，仿佛弗莱迪是在给我上了一课，教会我怎样成长，怎样不去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而在当时我对他有的只是仇恨，那种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的仇恨。
些许报复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对于一直困扰我的无能为力而言，这似乎是一剂解药。我就做点小小的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把继父怎么样。比如，我知道他自己不认字，因此感觉受到所有识文断字人的威胁，从这里我想出了点门道。
有时，我故意大声朗读，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让他知道：也许我耳朵确实比别人大，但我会读书，而且还成绩优异，你可以对我们大打出手，但你就是不认字。有时候，我还更过分，捧着书，故意问妈妈，声音大到继父肯定能听得到，“这是什么啊？”或是换个说法：“这个字该怎么写呢？”有时我甚至就干脆问他本人，某个字该怎么写。
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用她会说话的眼睛告诉我：儿子，答案你自己清楚的啊。这是我俩的秘密，知道他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她就大着嗓门回答：“我不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开心之极。
最后，就是发生木板事件的同一年冬天，深夜，妈妈和我以及其他孩子一道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弗莱迪用皮带抽打妈妈，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然后他扬长而去，到附近的酒馆喝个烂醉。妈妈从地上爬起来，用冰块敷在自己红肿的脸上，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没再多说什么，姐姐奥菲丽娅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和杂物收在袋子里，没等她发话，就很快干完，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一切。我们没再和什么亲戚住在一起，母亲在第六街租了个住处，离第八大道右街的后屋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