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末革命党人历次起义捐款最多的人，是李纪堂。李纪堂的祖籍是广东新会，他的父亲是香港有名的富商李升。李纪堂性格豪爽，行侠仗义，平时喜欢与秘密会党交往。港地富商子弟大多没有脱离纨袴的习气，只有纪堂活泼好动，事情不分大小，常常亲自办理，尤其擅长打猎，枪法非常精准。某一年，香港政府征募义勇军，李纪堂曾一度应招，任队长一职。20岁那年，李纪堂就担任了日本三菱邮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华籍经理。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准备乘日本船只逃往日本。李纪堂听说了这件事，他认为孙中山是当世奇人，于是亲自登轮拜访，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意。他与革命党人至此结下不解之缘。
过了一年，李纪堂的父亲去世，他分得了百万遗产。恰逢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全国鼎沸。国势危急，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就不能够挽救危局——李纪堂虽处港岛，但是内心十分担忧祖国之未来。二月初五那天，他拜访开平人谢缵泰，并畅谈时事。谢缵泰是兴中会会员，与杨衢云交情最深，于是他劝说李纪堂加入兴中会合力救亡图存。李纪堂听从了他，于是择日由杨衢云主持仪式加入了兴中会。当时孙中山正准备筹划惠州军事起义，从日本归来经过香港。杨衢云、陈少白等带领李纪堂上船相见，孙中山非常高兴。
不久惠州革命军起义失败，李纪堂为筹备起义前后累计捐款十五万元。起义失败，遗散、 抚恤等费用十六七万元也由他承担。另外，它还资助开办香港《中国日报》。孙中山自从惠州起义失败后，能够漫游欧、美，而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是因为李纪堂的资助。1902年年12月，孙中山奔赴河内，参观博览会，约好陈少白一同前往。李纪堂于是赠给陈少白旅费二千元。
谢缵泰的父亲谢日昌与太平天王洪秀全的堂侄洪全福计划在广州发动反抗。谢日昌年轻时在澳洲经商，是三合会的前辈。洪全福年幼跟随天王在广西，转战湘、鄂、皖、浙各省，被册封为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往香港，在洋船上当厨师，一晃就是四十年时间，才隐居在香港行医卖药以自给自足。二人都怀抱种族思想，相互了解最深，一直有匡复祖国的志向。谢缵泰认为李纪堂是可用之才，就介绍他们两人相见。李纪堂自从惠州失败后，仍然是雄心勃勃，相见后，洪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全省洪门大举起事，建国号“大明顺天国”。谢缵泰提议大家推举容闳老博士为临时大总统，李纪堂他们都没有异议，并且他允诺独立承担军饷全额。决议已经定下，洪全福立即委任党员梁慕光、李植生等在广州进行选举。筹备都已经完成，就定期在除夕起义，相约等到全城文武官吏一起到万寿宫行礼时，放火作为信号，各路军队就一同进发，炸毁军装库，占据万寿宫，然后占领各衙署，宣布实施共和政治。岂料当月二十六七号就已有内奸向清朝官吏及香港警署告密。清吏根据各方情报，于是在三十日那天分头破获各处机关，捕杀党员梁慕义等十几个人，搜获军械、旗帜、军衣、食品等大量起义物资。梁慕光、李植生二人只身逃出了险境，该次起义全局因此瓦解。这次起义，李纪堂预定偕同洪全福、谢氏父子等人在除夕时从香港奔赴省城组织大明顺天国革命新政府，等到听说事情败露，才临时中止。已预收李纪堂密购枪械订金十万元的广州沙面陶德洋行，届期不交货，也反向清朝兵营告密。于是，起义又告失败。是役“计筹划起事以至善后逃亡等费，纪堂用去五十余万元”。孙中山当时在越南河内，事前并不知道此事，只是在朋友的信中略知大概。陈少白认为李纪堂能够毅然独自经营这项伟大事业，完全不求助于兴中会其他干部，便讥讽他是没有摆脱帝王思想。经过这次起义后，李纪堂的家业耗费过半，渐呈衰竭之象。
到了1904年，《中国日报》难以维持，急切需要改组，于是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除了《中国报》以及文裕堂两项基本上作为合作资本以外，剩余则由纪堂独自斥资五万元助成这件事。几年间，因为商业进展不顺，李纪堂亏损了不少钱，然而他对于社会事业上的投入，一直没有减弱。他所经营的比较有成绩的事业有三项。一是九龙新界的青山农场，开辟荒地几百亩，用来经营种植畜牧等事业。由于该农场位置偏僻，面积宽广，李纪堂主动将它用作革命党人进出内地各省开展革命活动的隐蔽所和进行炸药试验的试验场。惠州庚子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事件，都是在李纪堂的青山农场策划。二是为父亲李升开设格致书院。李升有八个儿子，每个人都得到了超过百万的遗产，只有李纪堂拨款十万元创设格致书院，来纪念父亲，邀请邝华太博士主持教育。开办两年以后，由于他的兄弟都不帮助，独自难以支持，结果导致该项事业中断，教育界都为此感到遗憾。三是开办“采南歌”剧社，1904到1905年间，教育家程子仪以改良粤剧宣传革命为己任，就这件事与陈少白、李纪堂二人商议，李纪堂愿意助资两万元，而陈少白则担任戏剧编辑，所创制的《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等剧目，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虽然也是维持不到两年，但这样的举动开辟了革命新剧的先河。在民族主义的宣传方面，收效巨大。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李纪堂又冒险走私，供应俄国舰队后勤补给，试图通过此途筹措革命资金，却不料被日舰捉获，因此亏去20余万元。1906年秋天，文裕堂公司由于营业不善，宣告破产，李煜堂、冯自由等于是集资向文裕堂承购《中国报》，使它避免被拍卖。当时李纪堂家势逐渐中落，还有余款三千元存贮在文裕堂，便用这笔钱款改充新《中国报》股本。1907年以后，李纪堂所开设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每月只依靠青山农场出售物品所得来的钱财来赡养家室，然而对于革命党人募款、打官司以及外交等事务，仍然奔走效劳。比如1907年黄冈革命军首领余丑被清吏逮捕的诉讼案，以及1909年汪精卫、黎仲实在屯门作爆裂品的试验，1911年清朝提督李准的投诚，都得到李纪堂的暗中帮助。
不得不提的是，因债务问题，李纪堂在这一时期被债主香港永乐街昌盛金铺的台山商人余和行、余道生控告入狱，至1907年底才获释。次年12月，再遭债主控告，又入狱三天。一个曾经富甲一方的富商子弟，为追随革命事业，竟两入牢狱。
1911年9月，广东光复，李纪堂被都督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从民国元年到现在，曾经几次担任县长，都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离开，而且家况更加贫困。革命前所居住的是炮台道自建的崇楼大厦，后来仅是月租三十多元的在九龙塘何文田的一层楼。他的大哥、二哥都拥有雄厚资金，富甲香港，但也因为吝啬而闻名于时，由于志趣和他们不同，兄弟们的交往也一直都很少。等到辛亥革命发生，两位兄长凭借弟弟的功名，占了不少便宜，但是不久，时局形发生改变，昔日的开国元勋，几无立锥之地，甚至达到温饱都不可得，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李纪堂就是其中一个。1941年5月，李纪堂赴重庆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43年病逝，享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