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戊戌政变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和孙中山有过一段接触，一度也有暴力革命的想法。1903年，离开日本第二次游历美国。在游历中，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敏锐而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同时又深深地思考着中国自身的问题，并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旅美游记———《夏威夷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在纽约他切身感受了现代大都市的华丽与繁荣，也考察了这个最负盛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并拜会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又北上芝加哥，得到名士杜威的盛情款待，杜威以庄严的军乐迎接梁启超的到来，梁还有幸来到当地的大教堂演说，听众多达6000人。更为重要的是，他除了身体力行切身感受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之外，还对美国的唐人街华人社会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的思想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
回到日本之后，他旗帜鲜明地放弃了排满革命的主张，专言当下中国所需要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完成君主立宪，而非进行暴力革命。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中国人，他认为当下的满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员。需要改造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单把满人驱逐。他还明确指出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最不相容，而股份公司必须在完全法治的国家中才能兴旺发达。
其宪政改革的制度化方案在其代为草拟的《代五大臣考察政治报告》中可以归纳为：实行两院制；司法权独立；最高之行政裁判委之议会，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以定国基各部大臣；定责任内阁制，一切政务、责任归首相，非经宰相及该部大臣副署，则不成为公文；实行地方自治，各省设立议会，在不损于国家前提下，可以颁行本省之法律，自理本省之财政，各省还有一定的外定的交、军政、关税诸权，划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
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政闻社，投入政党建设活动。他认为在摆脱专制后的中国人民实行共和尚需时日，长期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民缺乏训练，革命后的总统选举，必然发生攘夺政权惨剧，国无安宁，最后政权归于一人，实行专制，同时人民刚刚获得自由，也无能力实行议会政治、政党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