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之前，我们将孩子们任意地分成三组。史密斯夫人向第一组的孩子们展示了彩笔和字谜，并告诉他们：“你们面前有六种类别的字谜供你们选择。你们想做哪一类的？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在确定一种类别的字谜（假设是动物类的）后，孩子们又选择了一种颜色的彩笔（假设是蓝色）。虽然第二组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他们的选项：六类字谜和六支彩笔，但史密斯夫人却说：“我希望你们做‘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而对于第三组的孩子们，正当他们仔细观看面前的选项时，史密斯夫人却表示：“我们让你们的母亲事先填了一个调查表格。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选择‘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未对孩子们的母亲进行表格调查。事实是史密斯夫人根据第一组孩子自由选择的结果，替第二和第三组的孩子们作了选择，以保证三个小组的孩子们所做的字谜和所选的彩笔颜色的一致性，以便进行比较。孩子们完成字谜任务后，被单独留在教室里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可以继续做字谜游戏或是做教室里其他的字母游戏，如纵横拼字谜游戏、单词搜索游戏，等等。而此时，另一个研究人员在悄悄地观察并记录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实验中，任务分配方式的小小不同却造成了孩子们在游戏中极为不同的表现。对于允许自己选择单词类别和彩笔颜色的英裔孩子们，重组的单词量是史密斯夫人替他们作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作选择时的2。5倍。这些孩子在后来的单独活动期间，继续做字母游戏的时间是另外两组孩子的3倍。换句话说，这些英裔孩子在能够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做得更好，也更乐意花时间，而一旦被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表现和动力便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亚裔孩子们在被告知他们的母亲替他们作出了选择时，表现最好，也最有动力，重组的单词量是他们自己作选择时的1。3倍，是由史密斯夫人做主时的两倍。在自由活动期间，相信是他们的母亲帮助他们作了选择的孩子们花在字母游戏上的时间是那些自己做主的亚裔孩子的1。5倍，是接受史密斯夫人做主的孩子们的3倍。
事实上，英裔孩子们在得知他们的母亲事先参与了调查时，都表现出了尴尬。其中一个孩子玛丽的反应非常强烈。在史密斯夫人跟她解释了游戏规则后，玛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所能表现的极大惊恐：“什么？您问过我妈妈了？”与玛丽相反的是，夏海，一位日本移民后裔，被告知她的母亲已经替她作了选择，在史密斯夫人即将离开教室时，她走到史密斯夫人面前，抓住史密斯夫人的衣角说道：“您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对于亚裔孩子而言，由他们的母亲作出选择甚至比由他们自己作选择时更有动力，因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由自己的母亲代替自己作出选择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母亲的喜好对他们决定自己的喜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和自己母亲的喜好是一样的。相反的是，英裔孩子认为自己应独立做主。虽然他们和亚裔孩子一样爱自己的母亲，但他们希望阐明自己独立的喜好，一旦由他人代替作出选择便会产生冲突。当选择是由史密斯夫人这样一个陌生人作出时，无论是对于亚裔孩子，还是英裔孩子，都产生了抵触情绪，行动也会较为消极。
正如我和马克·莱珀开展的另外一个实验证明的那样，融入一个人身份的并不仅局限于母亲或是其他亲属，任何享有同样目标和共性的群体，都可以融入彼此之中。我们要求五年级的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完成一项数学测验。然后，一周后回到教室，并教给他们一款名为“空间探索”的电脑游戏。这是一款通过游戏者对抗由电脑控制的外星飞船的侵袭，拯救地球，从而提高数学能力的电脑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