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间官民”
成都惨案之后，政府指责有人在幕后推动，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从武装叛乱的速度来看，这绝非虚言。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烧烤下，四川早已是一个滚烫的油锅，就等着将政府逼到绝路上去；政府一旦采取强硬措施，那就是一瓢清水倒入油锅，激起万千鼎沸。成都一声枪声，成为一个信号，全川立即大乱，各种武装团体迅速出现，都打着保路保民、营救蒲（蒲殿俊）罗（罗纶）名义，戕官毁衙。川西同志军统领孙泽沛发布告示：“本军召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不日振队入省，请释罗、蒲先生。”同盟会员熊克武坦陈：“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防军与战，颇杀伤。革命党人遂勾结同志军，呼号而起矣。”“新西公”龙头大爷、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率众围攻成都，“集者人数之多，号称十万以上”，“营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撼全蜀之势”。 “文明公”舵把子、华阳民团“安吉团”团总秦载赓，率部“抵成都东门，为清军拒，不得入，乃遣人四路号召，羽檄交驰，四方应召者万余人”，“连营四十余里”。 动员民众、因势利导、火上浇油、借刀杀人，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革“命”者的常用手段。从保路运动一开始，同盟会就认识到机会来了，渗透到保路运动中去，“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 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 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更是广为结纳各色人等。
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会党势力，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是“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却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同盟会不惧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新津会议，曾被说成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会党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