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督府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笼罩在成都的上空。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忙乱。数百人已经冲进了总督府，他们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嚷着。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秋风中颤抖，四川省政府的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却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但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枪声响起？？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朱国琛及刘长叔（其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杨允公等，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撰印的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分发传单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现在自保条件”有四条：一是保护官长，但怪异的是并非依靠军警保护，而是要由同志会“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来保护；二是维持治安，也是要依靠同志会力量，一旦因罢市出现“乱民乘机肆扰”，“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却含糊地没提“大兵”是政府现有兵力，还是另组兵力；三是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因为罢市、罢课、罢工损害太大，应该另谋办法；四是各项租税由各州县的议会“妥善存放”。
而“将来自保条件”则多达15条，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至于自保经费，他们估算为2000万两，并且乐观地说，全川7000万人口，若纳税人口在4000万，则每人每年才负担5钱。更为重要的是，商榷书在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政府、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晚上，藩司尹良将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员及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请到藩司衙门。尹良激动地说：“大家想必都看见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了。我早说争路不只是争路，其间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该明白了，再不想法，我们就要被看管起来了。”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尹良的嗅觉的确十分敏感。这份商榷书，正是加剧官民对抗，火上浇油，给“革命”创造机会的一次策划。后来有史家赞赏这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方法，既激励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又保全了革命党的实力。如此一来，保路运动的主角——立宪派们和政府渐渐被逼上了对决的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