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势将万分危险。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政府，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除了保路派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件武器呢？”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玉崑在家信中说：“刻下民心固结，已成团体，决意死争，水火之势，两不相下。”商铺依然紧闭，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匪遍街静听，乘机而起，新军、防军均系本地，难免结心，临事恐难应手。”各种股东会、同志会、协会、维持会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发放薪水，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被阻挡不得入城，“种种形象真如悖逆”，“将来定必决裂”。他自己感叹道：“可叹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尝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况也？？如无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想把运动控制在避免暴动的范围内的努力，彻底失败！
同日，赵尔丰、玉崑等终于等到了中央政府回电，心头一凉：传旨申饬，同时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此时，同盟会刘安邦等人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四川帮会的人也在加紧准备，大爆炸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