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这样告诉记者：“‘拉郎配’一开始可能很艰难，但我们会解决所有难题。”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把握。
紧接着的是政治上的密室运作。埃迪·海斯联络州长，然后州长联络西尔弗斯坦。州长的信息很明确：塔高必须是1776英尺，看起来要像他当初为这个地点所选的自由塔，并涵括在总体规划里面。
蔡尔兹、西尔弗斯坦、尼娜和我翌日碰面开会，那真是一场地道的日本歌舞伎演出，夸张又有力。“你们两个解决你们的问题，照州长说的做！”西尔弗斯坦要求道，一边用拳头重击桌子。他试着要我们折服于他的智慧与权力，但他让我想到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敲鞋子的模样。我受制于强大的压力，自由塔也一样。但我仍希望这股压力能带来丰盈的成果。毕竟，榨油机或榨酒机最后都能去芜存菁。而建筑，就像人生一样，一直都处于压力中，那是它真正的本质。与压力同在才能忠于原味，对人类或对建筑而言皆然。
会议结束后不久，尼娜和雅诺·利伯在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共进午餐，是利伯提出的邀请。她说他看起来苍白而激动。她告诉他：“这要不很简单，要不就很折腾人。但是在我们吃完午餐前，让我们就自由塔必须包含的设计要件达成协议。”利伯拿出一张纸来。
“第一点，”尼娜说：“塔高必须是1776英尺。第二点，屋顶面必须延续其他4个塔呈螺旋上升，在天际线反映出这个纪念塔的重要性。第三点，上方要有生态组件连接屋顶及大楼天线。第四点，建筑必须呈不对称状，以映照自由女神的火把。”
“但是戴维·蔡尔兹说，你们不能盖一个不对称的塔。”利伯回答。
“他说不能盖一个不对称的塔是什么意思？贝聿铭15年前就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盖了不对称的塔了。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呢，雅诺？”
利伯看着面包篮。他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记得这段时间，有一次我跟女儿去散步。我们穿过中央公园西边时，一个警察对我挥手。我对雷切尔说：“我违规了吗？”当我们走近时，这名警察拿出罚单本，连同一枝笔递到我手上说：“你就是那个做1776塔的家伙，对不对？可以为赫雷拉警官签个名吗？”如此不求回报的支持对我们帮助甚大，每到周末，我们深吸口气，决心再持续下去。虽然我们的战役最终告捷，但这真是最筋疲力尽的几周。我们决心捍卫自由塔，不停挣扎，就如同争取自由的奋战一般。
与开发商合作可要足智多谋。这话的意思是你必须满足两个相互排斥的目的，在给开发商最大获益的同时，也要确保最后出来的建筑能超越私人利益。卖场可能会因为建筑成功注入地域的文化、经济要素而提升价值。像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企业家，因为在建筑投资上的大度而不朽。他们没有对这个城市置之不理，反而是贡献己有。
由于认可了我们跟雅诺·利伯和拉里·西尔弗斯坦达成的新的共识，我们又开始工作。
SOM的旋转塔跟这些重要决定不太相关。我们开始想解决方案，试图在各个方面与SOM的塔融为一体，又忠于我们原先的设计。在与大楼天线、电梯、循环系统、服务设施等各类工程师和专家群策群力，做了上百个模型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详尽的设计。我想这会是SOM引以为傲的塔楼，同时我也实现了对纽约民众坚不可破的承诺。
一个周二的早晨，我们来开例行会，十分兴奋，准备好最新的模型、设计图、透视图、平面图、立面图以及结构分析。利伯、蔡尔兹和SOM的其他人员走进会议室。蔡尔兹看了一眼，突兀地转过身。
“雅诺，我没办法继续下去，我就是没办法。”他说。然后，在风雨欲来的寂静中，他狂奔而去。
我感到万分挫折，又很失望，也离开了会议室。接下来几天都很紧张。SOM的团队拒绝跟我们的员工说话，但还是在令人不自在的沉默中肩并肩工作。戴维·蔡尔兹依旧不愿意在塔高上让步。我必须找一条路杀出重围，决定将我的方案呈给州长看。
我打电话给卡里姆，请他将我们为SOM所做的模型、设计图及草图带回来，并请他试着在世贸现址的模型上为那栋建筑拍照。部分SOM的员工还帮忙将模型搬进会议室，并大方地支持拍照所需的光源。当卡里姆和他的组员回到办公室，我们重新看过这些资料。我完全没有预感：“新闻”即将爆发。
“世贸中心的水门案”是12月12日《纽约邮报》的标题。我们大感震惊。该报报道“根据消息来源指出，世贸重建项目规划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的员工疑似掠取的行为，惹恼了拉里·西尔弗斯坦的自由塔设计团队。他们雇了前警官霍华德·萨菲尔（Howard Safir）进行调查。”“疑似掠取的行为”！这真的是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