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POSAL
有个丹佛的朋友听到我参加世贸中心设计方案的设计竞赛，笑了出来。“丹尼尔，那你上面的老板可多喽，”他警告我：“大概有800万个吧。”他说得没错，我们得要听所有纽约人的话，但我已经做好准备。
在接近2002年12月18日冬园提案的那几个星期，所有进入决选的人都埋头方案，守口如瓶。如今，我们的构想公诸在世人面前，每个人都有意见。纽约人展开的辩论，让纽约的性格一览无遗。我走在街上，门房会把我叫住。不认识的人会拦住我，对我的设计提出意见，或是向我敞开心扉。我回柏林一趟，肯尼迪机场的海关人员也多问了几句。“我见过你，”他说：“那你是哪一个？”我还在想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你是那个亲嘴的、跳踢踏舞的、骷髅的，还是那个有圈圈的？”他用食指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圈。
啊，亲嘴的那个是诺曼·福斯特的设计；跳踢踏舞的是迈耶—艾森曼—格瓦思米—霍尔团队；骷髅是THINK提出的；没错，我们是圈圈那个。我很高兴：这家伙掌握了我的设计最根本的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在这个以铁窗闻名的城市，我想建一个大圆圈，用一圈环绕而立的高楼，来围绕、保护世贸的纪念碑。
“圈圈，是的，那是我的方案。”我说。
“那好，”他告诉我：“我喜欢那个。”他挥挥手叫我通过。
有一阵子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摇滚明星。《纽约时报》来专访我，谈我的牛仔靴（老实说，这靴子棒极了）；没多久，有个记者来问我的眼镜。我想让他注意到这种样式的实用性（不会起雾），但他对是谁设计的更有兴趣。《滚石杂志》要我为他们的“酷”专辑贡献一张名单。我给了一盘杂烩：诗人狄更生、《圣经》和布朗克斯区。
很快，我就成了被关注的焦点。尼娜跟我走在一起，都会离我远一点，使得她看来有如土耳其帝国总督的妻子，但也让她保有一些隐私。
从12月中到次年2月初，约有80 000人涌进冬园的大厅，就为了看一眼建筑模型。早上7点开门，但之前就有人在排队；晚上11点关门时，守卫还要把参观者赶出去。这地方总是挤满了人。我们收到了10 000封信。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设了一个网站，有800万人次浏览。信件和电子邮件如潮水般涌来，尼娜还想一一回复。
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要开会，纽约港务局也要开会，除了跟地方人士开会，也要跟纽约州运输局和都会运输局的代表开会，并向拉里·西尔弗斯坦报告。此外还要跟罹难者家属见面。在“9·11”之后，罹难者家属组织了几个团体。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的董事克丽丝蒂·费勒的先生尼尔·莱文是港务局的总监，也在这次攻击中丧生。她邀我们和至少10个罹难者家属团体见面，听他们诉说是怎么失去亲友，并推测飞机撞上大楼时家人可能的位置。
这些叙述让人心碎。我们和汤姆·罗杰（Tom Roger）见面，到现在我们还是朋友。他的女儿是客机乘务员，本来不该在撞上北塔的美国航空第11号航班上的，但她最后一刻答应替同事代班。父母不知道女儿在这班飞机上，事发那一天一夜，都不清楚女儿的去向。我们还跟一个年轻女子的母亲见了面，她女儿的公司在2001年年初搬进双塔的高楼层。女儿虽然对高楼层有恐惧症，仍坚持上班，后来请了长假，进行心理治疗。几个月后，她觉得自己克服了心理的恐惧，就开始上班——那天是9月6号。五天之后，她死于这次事件。有位犹太教拉比告诉我们，有个教友在双塔工作，他有个坐轮椅的同事体格很壮硕。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之后，办公室的同事纷纷下楼梯逃生，但这个坐轮椅的人太重，没人背得动，这位教友拒绝离开这位同事，两人都遇难了。最让我激动的时刻，是听到某人谈到他在1993年世贸大楼爆炸案中丧生的父亲。10年过去了，他比其他人更镇定，愤怒却更深了，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当年爆炸案反映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觉得这次死在大楼里的人，有些本来可以逃过一劫。
“你要答应我，要把心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他这么要求。
我们承诺了他。
听了许多可怕的故事，我们一边流泪，一边记下。我们想确定从这些可怕的错误中，能产生一些正面的结果。
有风声传回来，有些参加设计竞赛的人对我们这种认真的做法嗤之以鼻。我在西装翻领别上美国国旗，被他们视为陈腐老套；提到《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们会翻白眼。“哦，我的天哪！”拉斐尔·维诺里语带轻蔑，对一个他争取支持的人说：“李布斯金和他的地下连续壁。他把整个项目变成他自己的耶路撒冷哭墙了。”
虽然我喜欢穿黑衣，但我比一般的世界公民还要守旧老套。即使我的审美观很强，我根本不算是精英分子，反而倾向平民主义，甚至算是民主派——说我是个心存感恩的移民，应该是公允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