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高新科技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一向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尽管历史上，科技发展曾多次显示出自己的革命作用，但在人们的观念上，依然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高于自然科学的价值。人文学科应该统领自然科学，“大师”应该领导“工匠”。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信息革命开始以后，科学技术以它无所不在的强大威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令人不得不重新估价科学技术的作用。过去，我们党一向反对以某种新技术为时代命名，如“原子时代”之类。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罪过之一。但近年来，我们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多次采用“信息时代”的提法。邓小平同志极其英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纲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大学校长多由人文社会科学家担任，而近一、二十年，许多自然科学家掌起了校印，不仅内地如此，香港、台湾乃至美国莫不如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技术在我们的社会（包括教育）中的主流地位。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果不懂得宇宙发展规律，不了解信息、生物工程、能源工程、材料科学等前沿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她）就无法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做出鉴别和判断，也没有坚定的理性承受周围所加给他的压力。既不能“指点江山”，也无法“激扬文字”，只能做一个“边缘人”。在西方人文学界和艺术界流行一种“科技恐惧症”。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新发明带来的美好的物质享受，另一方面渲染科技正在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们对科技的批判虽也有击中弊端之处。但认为就是这些弊端，也还要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学人文学科的青年人，同时学一点科学技术课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使学生正确理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了解科学的原理与方法，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也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
第二，人文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科技思想来激活。博兰霓说，人文学科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自身的“直接知识”，而且有赖于不属于本学科的“支援知识”。就研究工作讲，支援知识显得比直接知识更重要。许多研究工作的突出均来源于同学科无直接关系的“支援知识”就人文学科而言，支援知识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社会科学，一是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发展影响至深的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都是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援引、借鉴而来的。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的话，60年代以来，这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过去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人文科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从文四的毕业论文中我们看到，新的科学技术不只给了人们新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丰富了研究对象：一般大学的中文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字写的报刊书籍，而文四班多数同学的研究对象是电子文本，这种电子文本同传统的书写文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文本上（如视觉形象同第二信号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改变着作者、读者以及作、读者之间的关系；传播渠道上的革命性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内容本身。高新科技不仅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心理、习惯施加的影响改变人文学科本身，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新主题和灵感的源泉。目前在人文学科中由于非理性主义的冲击而广泛流行的迷惘、颓唐和混乱也只有靠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这种理性分析靠传统的理性武器是不够的，它需要源于新科学宇宙观对非理性主义的科学阐释。种种科学园地的新发现表明，科学有能力在这方面给人文学科以支持，并同人文社会科学联合拯救正在沉落的精神世界。
第三，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文科大学生选修一些理工科课程，在美国早已有之。老清华时代，参照美国体系，每个文科学生必须修一门理工课，曾令许多学生感到头疼。当时这种规定，主要是出于培养“博雅之士”的通才教育的要求，而不是社会本身的职业性要求，学生很不重视，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显示出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理结合成了社会的急迫需要，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力倡以文理兼修为特征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并很快在全美蔚然成风。哈佛学生本科阶段共要求学生修满32门课，其中不分专业、共同必修的课程12门，占38%。譬如一个文科生，他（她）所要学的科技课程是3门：“数理统计”（含计算机应用）和在“科学”核心课程组中选修2门。这3门课在他（她）的总学分中约占10%。谈到为什么所有大学生都要接受科技教育时，罗索夫斯基写道：“如果一个人对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缺乏某种了解，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可能被承认是受过广博教育的人，这似乎已是十分明显而无须加以解释的了。这是获得知识的一条‘主要途径’，亦为不言而喻的了。……一个有教养的人肯定希望至少能对我们的未来起这类关键作用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度内有教养的公民必不可少的标志。”（《美国校园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100页）
《清华大师文选》序《清华大师文选》，张月缓编，新世界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