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偏隅昆明，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文理会通的优良传统。
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理工科学习或执教的学长，大都有着浓厚的人文学养和爱好。这是他们少年时代家庭或学校给予他们的。杨振宁曾撰文讲到暑假时，父亲杨武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如何请家庭教师为他讲授《孟子》。在那个时代，哪怕是数学教授，也认为修身比治学更重要。通晓“如何做人”的道理是为人生立下精神支柱，显然比数学、物理具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的科技专家即使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也不敢藐视人文学者。朱自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与理工、经济方面的教授交往情况，试举例如下：
“请奚若、子卿、继侗、筱韩、光旦、岱孙食薄饼。”(1939年9月7日)
“下午陈省身夫妇来看望孩子病情，请沈刚如先生为孩子诊看。”(1940年2月22日)
“赵访熊自重庆归来，消息甚少。”(1938年11月4日)
“访赵忠尧先生。”(1938年11月5日)
“赵忠尧邀请晚餐,颇有趣。”(1938年3月31日)
“访周培源，其家甚美。”(1938年3月19日)
……
朱自清当时在清华并不是学术成就最高的教授，他比较有名的是散文，他常感到在同行中受到轻视（参见拙著《圣者的忏悔》），但没有感到理工学者轻视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没有“重理轻文”的风气，理科学者尊重人文、热爱人文，崇仰在人文方面有很高造诣的人，愿意同他们探讨哲学、社会学和诗。朱光亚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时，物理系的淘汰率很高，专业学习极其紧张，但朱光亚仍然选了朱自清先生的课，并且从不缺席。至今回忆起自己的作文受到朱先生的表扬时还焕发出愉快的微笑。许多老科学家在科技某一领域达到一定成就时，就很自然地转向科技史、科技哲学或者艺术方面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都突破了纯科技领域而同人文艺术相联系，对于人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宇宙万物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不仅是拓展视野的必要，而且是来自个体精神世界深层的内需，没有人文修养的生活，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按照当时联大的教学要求，理工科学生也必须选修一门人文课程。在许多理工学生中有着对人文艺术的爱好。在《邓稼先》（郭兆甄、苏方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中有一段如下的记载：
有一次跑警报，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知怎的躲在一个洞子里去了。听见敌机俯冲扫射的尖啸声，兄弟俩非但毫无惧色，反倒是很乐观、很轻蔑地嘲笑敌人的疯狂。炸弹在山头爆炸后，洞壁因受震而尘土纷纷崩落，他俩忙将头埋下来。等震波停止后，才慢慢掸去头发上、衣服上的泥土，望着彼此被泥土污得像花猴似的脸，哭笑不得。杨振宁禁不住脱口而出：“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啊！”邓稼先觉得耳熟，忙问：“这是谁的诗句？让我想想。‘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真是大义凛然，气节崇高啊。”“他好像是宋朝人。宋朝的诗人我还是偏爱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片爱国赤诚，千古不朽的佳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