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认为，“三纲”说这种单方面的绝对的爱与尽义务之忠忱，同柏拉图的理念或范型，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是一致的，而“西洋人之注意纯道德纯爱情的趋势，以及尽职守、忠位分的坚毅精神，举莫不包含有竭尽单方面的爱和单方面的义务之忠忱在内。”如近代西方浪漫主义骑士对女子之爱、西方近代革命对主义之忠、耶稣教徒忠于其信仰、竭尽单方面之爱的不图回报之精神都是同“三纲”之说的真精神相通的。至此，贺麟以披沙拣金之努力，揭示出“三纲”说的内在真谛，并在这深邃处实现了与西洋近代精神的会通，这就是“以常德为准而皆尽单方面的之爱或单方面的义务”。贺麟认为这既是中国传统“三纲”的基本“质素”，也是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质素”。它是人类伦理道德关系的“永恒基石”，正是“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文化与人生》，62页)
但是，贺先生也注意到了传统“三纲”说内在的矛盾性。作为其真谛的“片面的绝对的爱”是一种情感，因此必须以实行者的意志自由和真情实感为前提。但旧规范的不合理与强制性恰恰在很多情况下扼杀了这种真情实感，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真谛失落的空壳。而这，正是中国传统“三纲”与西方近代伦理精神之区别：“所不同者，“三纲”的真精神，为礼教的桎梏、权威的强制所掩蔽，未曾受过启蒙运动的净化，不过纯基于意志的自由和真情的不得已罢了。”(《文化与人生》，62页)而今天，重建新的伦理道德，从根本上讲，就是寻求新的规范使其与意志自由、真情相一致，让人们的“单向的绝对之爱”确立在意志自由和真情的基础之上。事实证明，只有事业的正义性、主义的真理性、宗教的信仰和发自人性(如母爱、恻隐之心……)的至诚，才能导致“单向的绝对的爱”，离开上述的前提和基础，单向的爱不可能存在，单向尽义务的忠诚之心也不可能存在，道德的瓦解和沦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贺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那样诅咒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欧风美雨的侵袭，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认为，所有这些对旧传统的轰击，都只能“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从而使孔孟伦常的真精神更加显露出来，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正是对民族、人民和真理的“单向的绝对的爱”写下了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种爱是对中国伦理传统的继承、扬弃和超越，它构成推动我国不断向现代化前进的最大精神动力，也是造就我国现代社会良好道德建构的钢筋铁骨。
寻找“质素”的努力，是贺麟前半生学术活动的集中点，贯穿于他对中外文化传统各个方面的审视之中。例如对非议甚多的宋明理学、对王安石、王船山的思想评价等等，他都要求从形而下的、一时一地的效应之中摒弃其表面的、非永恒的部分而找到永恒的、合理的“质素”。对于西方传统文化，贺麟同作如是观。例如对基督教，贺认为，应把“教会的耶教”和“精神的耶教”加以区别，教会的耶教在历史上起过许多不好的作用，但精神的耶教却是西方的物质、精神、文化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对教会的耶教应予批判审视，而耶教精神却同中国儒教道德乃至共产主义相通，应予引进，发扬光大。贺的具体见解未必都很正确，但这种对旧学说层层剥笋、去皮见骨的方法，却为我们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贵的理路 。他从来不拘执于某一学说在一时一地所起的负面效应，善于从不合理中看到合理，从荒谬中看到必然。透过贺先生对一个个具体思想学说的剖析，我们感受到他从一切矛盾冲突中把握永恒至理的伟大气魄，这种气魄不仅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把握，而且有一种更原始更深邃的冲动存在：这就是对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国家民族的斯宾诺莎式的爱，这种爱是贺麟思想的“质素”，正是这种爱推动着一个学者去做永恒的真理追求。
1996年11月20日
北京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