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我们不能把《清华周刊》的作用同《新潮》相比。然而当时的青年主编确是以《新潮》编者那样的使命感，要求自己，并认为《清华周刊》应超过《新潮》。在王瑶自撰的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中，他指出，如果说五四是对一切文化价值的重估，则“一二·九”的文化运动则是“对重估的重估”。这种重新审视一切的精神使整个刊物显示出一代青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和比《新潮》更加成熟的风度。被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所激励，青年主编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早上起来一边准备时评稿子，一边用红笔为其他稿子画上“两栏”“四号仿宋”。到吃中饭时，蹬上自行车先去浏览当天的日报，吃过饭再蹬车在校园里巡视一周，“怀着惟恐天下无事的心情”搜寻可发的新闻。下午则是频繁地打电话找各栏编辑，同时写了篇千把字的杂文。体育课逃课了，跑去催两个同学交稿。“晚上修书两封，读世界文学史纲一章，听两位同学辩论中国政府抗敌可能性问题约半小时。”(见王瑶《这一天》，《清华周刊》第45卷第5期)在主编45卷的3个月间，王瑶自撰文章34篇，其中时评14篇，文学(文化)论文9篇(包括翻译1篇)，杂文、散文及其他11篇，总计约7万字。王瑶于1987年写的一篇《自我介绍》中说：“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载《清华十级校友纪念册》)可见先生直到暮年都未尝忘怀做主编的这段文采风流的愉快生活。
这一时期王瑶撰写最多的是时事评论，而且均以国内重大事件为题。其时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年代之一。由于日军进逼华北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极其微妙的变化。能否在事变刚刚露头时就及时准确地作出判断，成为写时事评论的最困难之点。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世界日报》用寥寥数语报道了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的消息，语焉不详，全国舆论大哗，“左派”急盼杀蒋，右派则欲讨张，亲日派也乘机企图火中取栗。是日，王瑶写出《西安事变》的时评，提出如下的估计和意见： 1.张学良扣蒋非为个人争权，而为反对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 2.此次扣蒋有引发内战危险，这是人民最忧虑的； 3.“此事宜和平处置”，以此为契机推动全国各派力量团结抗日。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估计和意见的正确性。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是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领导分不开的，它是“一二·九”时代进步青年的集体财富。但我们同时又应该承认，从宏观上把握历史事变，透过错综复杂、散乱无序的表象把握事物本质的卓越能力是王瑶的才华之所在。在他把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史的研究后，这种能力依然在他的学术撰述里熠熠闪光。
然而，王瑶在后来曾“检讨”过：写时评并非他所爱，写文论才是情之所钟。证据是，时评全用假名，而文论多署真名(王瑶或昭琛)。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王瑶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政治斗争，但同时又固执地保持着对文学的酷爱。他写出了许多出色的政论，但却不想当一个职业的革命家，内心对于文学的酷爱到了偏执的程度，差不多成为一个“情结”。他的文论同他的时评一样贯穿着鲜明的马列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他赞美鲁迅的方向和苏联的文学，推崇基希式的报告文学那种“拒绝对现实的逃避”的战斗精神，声称“遗弃了自己时代任务的角色，将也同样地被时代所遗弃。”(《悼鲁迅先生》，《清华周刊》第45卷，第4期)。但在文艺必须反映现实这一前提下，他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他说：“从客观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这一长的过程上，作家对于现实的认识和作家的表现能力，构成了创作的最主要的因素，而表现能力却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论作品中的真实》，《清华周刊》第45卷，第9期，53页)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但这种对于个人才华的肯定本身就隐藏着某种不幸，或者说其中隐藏着王瑶内心的“深层意识”——对于才华的自我钟爱。这种对才华的自我钟爱酿成了许多卓有才华的人的终生悲剧。
王瑶在一篇“检讨”中曾写道：“我所想象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呢?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个下棋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打牌式的社会。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结果他被淘汰了，那是应该的，因为他能力不如别人。”这段话使我们想到了高尔基的另一段话：“他们开始生活的时候，相信高度的精神发展完全能保证他们有相应的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思想和意志的自由。”
今天的读者如有机会重读王瑶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也许会对他的有关鲁迅的文字怀有特殊兴趣。翻开第45卷合订本，首先赫然入目的就是王瑶自撰的《悼鲁迅先生》。这不是一篇应景的祭文，而是怀着凝重的悲哀写出的对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其中关于鲁迅与时代，鲁迅一生爱护真理与追求真理的精神，鲁迅对人类的“憎”及从憎里发出的爱，在暴露黑暗中体现出的对光明的追求，等等，都表明作者对鲁迅的研究并非从写祭文之日始。没有对鲁迅精神的长期倾倒和认真思索，是不可能一发而有此卓见的。然而祭文却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于鲁迅的死而使一颗年轻的心灵沉入了更深的思考。它超越民族救亡的紧迫任务而表现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对于人生的体悟和对于人格的追求。在同一期里发表的论文《当前的文艺论争》则表现出王瑶对于鲁迅文艺思想的正确理解。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是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界的一场相当激烈的冲突，它的余波一直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站在今天的高度上返观这篇由22岁的年青人写出的文章，仍然不能不说它是正确的。它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两个口号的互补关系，既表现出对一切非卖国文艺的宽容、团结的胸怀，又坚持了进步文学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文章指出，这场论争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争正统的宗派态度”，并且认为只有克服这种宗派情绪才能实现文化界在抗日基础上的统一战线。在王瑶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学论文中也不难发现鲁迅思想的深刻烙印。当时，拥戴鲁迅的青年可谓成千上万，但真正理解鲁迅者并不多，王瑶可算寥寥者之一。由此而显示出的鲁迅对王瑶的深刻影响，几乎决定了王瑶今后一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