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释古”并非冯先生的发明。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每当遇到传统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很少取从外部打击传统以求变易的办法，而更多求诸对经典文本给予新的解释。自秦汉以来绵延发展的广义训诂学，它标举的主要目的是，将古代经典上的字句用时人可懂的文字加以解释。即“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陈沣：《东塾读书记》)。但事实上，真正的大学者都不满足于对前人的学说作语义解释，而是在“解释”的旗号下将前人的学说予以丰富、发展和修正。萧公权先生在《康有为研究》中写道：“其实儒家名贤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都是修正派。”解释即修正。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的绵延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由“注疏”、“辨析”、“考证”等诸多解释学的环节来实现的。即使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流派的对立，双方也常常标举同一个历史文本，以“解释”上的歧义互相抨击。
胡适将历史说成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曾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我们把历史文本做如是说，则多少有些道理。这是由古汉字的多义性所决定的。古汉字中的每一个字(词)都可引申。这种引申至少包括以下十种类型：因果、时空、实虚、动静、施受、反正、同形、同状态、同感觉、同作用。按照造字史上的说法，同声字(或近声字)则义通，一个字(词)都有一个同(近)声链，链中的每个字(词)又有了它的引申义。这样，我们面对一个字，就是面对一串字及每个字的本义及引申义组成的“意义之网”。这就很有点像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事实上，精神世界的运动较之自然界更复杂，如果自然界物质的微观结构中的“解”是在某个区间中摆动的话，体现精神世界的字(词)同样应如此。中国人试图用这种办法摆脱文字表意上的窘境，应该说是一种聪明的办法。这种办法给后来的解释学者带来了困难，也带来了自由。因为你的解释每前进一步都面对多条可走的路，如果你的智力不够，难免陷入歧路亡羊的困境，但对一个富于创造而又博学于文的学者，无疑有了多种选择的自由。他们能够在意义之网中走出自己的轨迹，编出自己的解释图案。据古书载，孔子学说传至后世曾一分为八，至少孟、荀的解释就多有不同。中国传统解释学所以发达，文字的多义性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末，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传统不可能照这样下去，必须予以新的“解释”。与传统解释学不同点是，他们用以解释的武器，是近现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这些科学思想和方法论主要来自西方，但并非照搬，而是适应中国民族现代化的目标为筛选的标准，因此，朱自清先生说，是“现代化”，而不是“欧化”(见前引王瑶讲话稿)。以现代的思想、观点重新解释传统文本，构成了区别于传统解释学的中国现代释古学派的主要特征。
与“疑古”、“信古”派不同，释古派不把东西文化看作是对立的，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单向的，即用西方文化阐明中国文化。其主要目的是输入西方新鲜血液以挽救中国传统的衰老躯体。释古派所以不赞成激进派的“取代”，而要用“解释”一词，是颇有一番苦涩在内的。陈寅恪在受聘于清华国学院之前就借助历史上佛学如何化入儒学的经验，说：“守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