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实用，“体悉寓于用”(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8页)。但到了19世纪末，西潮如洪水猛兽大有吞没中学之势；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刮起的疑古旋风也向旧道统提出尖锐的挑战。一些对危机有深切了解的卫道者意识到当时国家面临的两难处境：“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悲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卷，中国书店，544页)
张之洞对满清之衰微是有深刻洞察的。在概括其《劝学篇》之宗旨时提出“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义欲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劝学篇·序》)张深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不变”则必亡，而且这种“变”的关键不在“器”而在“习”和“法”，但张又深忧“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变”必须“知本”、“不忘圣”，并且认为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应该说，张之洞对时政危机的看法比洋务派深刻，知道中国这病并非“奇技淫巧”所能拯救。张对“中无所主”的恐惧使他站到康、梁的对立面上。但这种恐惧又并非如梁所诟之“粪土”之言。就精神层面而言，张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
鉴于张对“旧学”与“新学”的估量，他认为应将“新学”与“旧学”会通，但两者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究竟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在张之洞那里界限大体是清晰的。《劝学篇》共24篇，“内篇”九是为“体”，即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之核心是坚持“三纲四维”。外篇十五，曰益知、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广泛罗列出政、经、法、军各方面需向西方学习，以补我之陋处。总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以孝悌忠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从徒也。”反之，如弃三纲四维之本，则“法未行而大敌作矣”。显然，张之洞所坚守之“体”丝毫未触动封建王朝的根本，远落后于同时代之康、梁，他的许多议论明显针对康、梁的变法，因而受到变法者的抨击也是势所必然的。
但“体用说”作为一种文化范式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在19世纪末以前，中国学者历来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尽管也在悄悄地吸收外来文化，却从不肯承认自己的文化有缺罅之处。“体用说”第一次正面承认中国自身文化不足，必须以西方文化来补充，并且承认，没有这种补充，中国文化将无法立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严复曾讥“中体西用”于逻辑不通，他引裘可桴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此言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免过迂。“中体西用”犹如埃及之“狮身人面兽——以人的意识为“体”，而以狮兽之力为“用”。黑格尔曾高度评价狮身人面兽，它表明人类意识到自己之不足而望博取外长以补充自己，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伟大的“综合”之起点。而强调中、西文化有“体”、“用”之别，表明了倡导者强调民族主体意识的意图，尽管它未必科学，但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对处于劣势而又必须吸收外来文化时，这种强调是必要的。只要承认中华传统文化尚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必要，就不能不体察该倡导者用心之良苦。“体用说”尽管不很科学、操作起来歧义也甚大，但作为一种范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犹如当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思想的包围之中，既要保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又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可用之处，其就范式而言，也可以说依然在“体用说”的框架之内。当然，它的内涵与张之洞时代的“体”“用”完全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