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请担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产品组的主管，承担一个前卫新潮、备受关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样，她成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机构人员应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则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上。所以这个提拔到头来只是拔苗助长，给她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当时她三十出头，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似乎是她事业上越成功，越不能顾及家庭这一头。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从纽约联储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去了。心想事成，她后来生了金发碧眼的一对儿女，甚为欣慰。
Jennifer经常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的一年，是她在纽约联储几年最愉快的一年。我们对工作都勤于钻研，认真踏实，力求完美。尤其是我们俩的充分互补相得益彰，使得这个重要项目，仅靠我们俩就能顺利支撑，圆满完成。刚开始的时候，她会笑话我写的东西，学术界的八股文气特别严重，火药味特浓。她自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对写政策性文章颇为在行。她唯一欠缺的是数理知识及相应的解读模型的能力，在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夜以继日、冥思苦索地推导摩根模型的时候，她很失望她帮不上忙，但依然陪着我们加班加点。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具体的巴塞尔项目，我们俩互补搭配的工作模式是很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领导者的管理有方，把我们俩恰如其分地搭配在一块，而且整个项目从头至尾目标清晰、步骤明确。我们随后各自告别巴塞尔项目，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要知道，如果强迫我继续留在巴塞尔项目，我说不定早就从纽约联储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的训条之一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智的领导是不会勉为其难的。
尽管我正式离开了巴塞尔项目，但后来还是时不时被拽回去，做些擦边球工作。比如，巴塞尔II的操作风险模型；《市场风险补充案》内有关信用风险的计量，当时称之为特种风险(specificrisk)。最大的一个政策项目要数在对衍生产品所包含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上，如何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衍生产品的合同双方是零和关系(zero-sumgame)，一家赢则另一家必输，有时一家会亏欠另一家巨额资金，这种局面就类同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方有义务将欠款归还给债权方，而债权方在合同到期收到欠款之前会有信用风险：万一债务方违约，这笔收入也便烟消云散了。这种信用风险通称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creditrisk)。这种信用风险同传统贷款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信用敞口(creditexposure)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的上下波动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还是债权方，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债务方。所以，要衡量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就必须既要考虑市场的波动，又要考虑对手的信用，是市场风险同信用风险的高度结合。这方面的模型，也必须集市场风险模型和信用风险模型为一体，难度最高，要求最多，是风险模型的又一高峰。
这种模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模拟对手的风险敞口，这种模型类似于市场风险模型，但只是针对一家对手。第二步是将对手的风险敞口代入到信用风险模型，既可以算出单个对手的信用风险，更可以算出整个衍生产品组合的对手信用风险，并在风险计算的基础上，得出资本金需要量。
2000年年底，我被告知BIS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在考虑是否允许银行运用它们的内部模型来决定资本准备金。我这时单枪匹马做了6个大银行的调研，用Excel进行比较分析，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参数变量写成报告上交。最后，BIS觉得这方面模型太复杂，参数变量太多。既然连信用风险模型都未被BIS采纳，更何况这更为复杂艰深的模型，于是便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我回到我的本家风险评估组后，所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评估花旗集团(Citigroup)合并后的内部经营管理状况。这是纽约联储极为重视的一个项目，这是它第一次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进入花旗集团属下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子公司进行审查评估，而不像以往主要局限于商业银行范畴。对我来说，这也是我憧憬向往的项目，可以去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同的金融机构见识见识、开阔眼界，更何况去的是花旗集团旗下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