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 cells）——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扞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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