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和窦建德两人的崛起都是因为从事同一项事业：造反。
公元616年的隋朝，人民造反已呈“规模化经营”的燎原之势。全国各地漫山遍野都是称王称霸的造反军团。那时候，造反派首领似乎“官本位思想”很浓，不少人刚打下几座城池就想过把皇帝瘾，忙不迭地建元称帝。仅在发生雁门之围的公元615年和“萤火虫之夜”的616年，就批量产生了好几个“帝王”：王须拔称漫天王；朱璨称迦楼罗王；操师乞称元兴王；林士弘称楚帝。
按照正统的历史观理解，这些人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山寨皇帝”。但在“正版皇帝”杨广看来，“水货”也是货，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剿灭。杨广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造反与反造反”中度过的，朝中所有得力将领都四处出击，镇压农民造反。唐国公李渊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脱颖而出，走上一线军区首长的红地毯的。
公元615年，山西、河北一带民变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起来造反的人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民部尚书樊子盖奉命在这一带镇压造反运动。樊子盖这家伙是隋朝几个少有的凶狠嗜杀的魔头之一，根据他的杀人手法，取个“樊活埋”的外号一点都不冤枉。在处理杨玄感造反案时，他就坑埋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良民。在山西和农民军交手时，他采取的是烧光、杀光、埋光的“三光”政策。当年活跃在汾晋地区的农民军主要是降州（今山西闻喜县）敬盘陀、柴保昌领导的几万人。樊子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农民军经常活动的汾河北岸村庄统统点火付之一炬。在交战中，他不留活口，只要是俘虏，一律处死。对那些自首或愿意归顺朝廷的，不分老幼全部活埋。
对一无所有的贫民来说，残酷的杀戮就像重力作用下的弹簧，压力越大，弹得越高。既然当左派是死、做右派是亡，那就只能不左不右，一竿子反到底了。樊子盖以为他的“三光”政策会把造反者清洗归零的，却没想到正是自己惨无人道的做法激起了更大民愤，更多无家可归者源源不断加入造反队伍。樊子盖在北方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来瓢。他带着好几万精兵前镇后压，但对他来说，似乎只见“耕耘”，没有收获。他在，造反者也在。他的队伍没有壮大，造反者倒是扩编了不少，主观上他想天下无“贼”，客观上，“贼”却越来越多。
他很郁闷。他的主人杨广不仅郁闷，而且相当生气。杨广见他天天在东北捉贼，贼数却天天见长，由此，杨广严重怀疑樊子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于是撤了他的“剿匪司令”职务，将他调离北方战场，同时任命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对外防止突厥南侵，对内弹压农民起义。
李渊可比一根直肠通到底的樊子盖鬼灵精怪多了。他坐阵山西前线以后，立即摒弃单方面强硬立场，采取“两手抓”策略。这里的“两手抓”可不是指大家耳熟能详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是指“一手抓着一尊狗头铡，一手抓着一把棒棒糖”，简化成四个字就是恩威并施。对待那些以造反为毕生追求的铁杆派，李留守也是四个字：格杀无论。但对那些俘虏或自愿投降者，李渊一不残杀二不虐待三不活埋，而是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愿钻铡的站左边，想领糖的排右边。”这么一来，结果可想而知，谁也没戴铁头套，谁也不想总造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到右边，领完糖咋巴着嘴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日子去了。
李渊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在战场上，有时候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有效。从这一点上看，只有两百年历史纵深的美国要好好学习参考李渊的“政治先行”的做法，别动不动就挽起袖子跟人玩战争，结果把自己的长袖褂玩成了短袖衫不算，还陷在这“克”那“汗”的泥潭里迫不得已猛泡泥巴浴。
给李渊这么穷追猛打外加分化瓦解，敬盘陀、柴保昌的造反军死的死、散的散，好几万人投降了李渊的政府军。最后，两造反头头输得连短袖衫都没得穿，从此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