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物有本末①，事有终始②。知所先后③，则近道④矣。
【注释】
① 物：古代汉语中“物”，主要是指有形体的具体事物。本：象形字的原意就是植物从地下萌发的样子，引申为根本、基础的意思。末：象形字表示植物露出地面以后的存在形态，象征枝节、发展的形态。本末：树木的根本和末梢，引申为事物的根本和枝节、基础和发展。
② 事：古代汉语中的“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终始：事情的结局和开端。
③ 知所先后：知道事物发展的本末终始、轻重缓急。这里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及其外化。
④ 道：一般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这里应该是指“大学之道”。近道：离道不远的意思。
【译文】
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任何事情都有终结和开始。只有懂得了本末终始孰先孰后的道理，就会进一步体会、实践大学之道，不会离道越来越远。
【品评】
朱熹认为，这一段话是对前面两段话的总结。而且朱熹还发挥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在先，末终所后。”又说：“明德、新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始终。”其他宋儒的解释，也大多与此相似。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要在本末、始终之间突出孰轻孰重，而是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通常的理解，本末二字蕴涵着固有的价值意味，比如农本商末、进而重农抑商，所以朱熹特意从“内外相对”来解说“本末”。否则，“明德为本”，是重要的；“新民为末”，是不重要的，这与《大学》开篇宣示的“三纲领”就会发生冲突。如上所述，“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新民”是“明明德”的进一步推广，二者均有“止于至善”的内在要求。二者之间，不仅是一个根本与枝节关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基础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推广不到“新民”的“明明德”，只是独善其身的个人利益，不仅不能彰显“明明德”的伟大，而且也体现不出人生价值的实现，因而根本算不上“君子”；没有“明明德”作保障的“新民”，很容易流于单纯的刑政法度，导致“民免而无耻”的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这样的“民”，不仅不能算得上是“新民”，连“旧民”都不如，只能称之为“刁民”。因为缺失了德性基础而纯粹的法治社会，只能把百姓的智慧引导到一味谋求物质财富、想法设法利用刑政法度漏洞的生活轨道上来。由此可见，法制社会，并不是简单的法治，而应该是一个兼具法治与德治的系统工程。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范本”——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都有浓厚的“依法治国”的传统和制度诉求，并没有刻意追求道德建设。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物质财富丰富、国家实力强大，但那里道德沦丧，精神世界空虚。每当一些文化人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拿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的例子来说明，好像西方发达国家真的就是一个刻板、冰冷的充满机器、制度的机械社会，没有道德，没有温情。果真如此的话，开始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繁盛于18世纪法兰西的启蒙运动、盛行于当代西方各国的民主选举，又该如何解释呢？单纯回避，不仅无知，也很无能。当代的中国人，早已经从列强瓜分、经济封锁的困境中走了出来，特别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的心智尽管还有待于继续丰富，但毕竟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逐渐具有了全球化的“世界”眼光，完全有能力致力于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强大背后的精神因素。当我们如此审视西方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在强调政教分离的同时为什么又特别重视宗教、人权的奥秘所在。因为西方宗教，也就是基督宗教背后，始终蕴藏着基督教信仰者的道德诉求，蕴藏着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源泉。在西方，没有了基督宗教，人生的意义、生活的规范，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中，没有显性的政治类课程，但在学校里面或者学校周围，却存在着大量的教堂。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观察与研究，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道德教育，其实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美国总统就职，手按《圣经》宣誓也是惯例。
至于“终始”二字，理学家们又进一步从“止于至善”的六个步骤进行了分析。由于他们把“物有本末”与“明明德、新民”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这个“物”显然已经不是有形体的物质，而是具体的人类事务。而“事有终始”的“事”，更是具有明显的人类事务的社会属性。在他们看来，“知止”是“始”，“能得”是“终”。但是，这六个步骤之间的关系，的确又过于微妙，读起来颇费思量。尤其是把这六个步骤看成是“一事”，并不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曾经指出：“然既真知所止，则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远，其间四节，盖已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学以至从心、孟子之善信以至圣神富有等级之相悬，为终身经历之次序也。”朱熹的这种解释，显然不是就“一事”而言，而是落实到了终身从事的事业上。六个步骤，并不是针对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而言的。六个步骤之间，前面的一个，只是达成后面一步的条件而已，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前后的步骤用A和B来表示的话，在形式逻辑中，就是有条件A就可能会有结果B出现；但没有条件A，也不一定就一定没有结果B出现。作为朱熹心目中的君子事业，“终始”的“事”业，必须回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儒家事业上来。“明明德”不仅是“本”，也是“始”；“新民”不仅是“末”，也是“终”。所以，很自然的，朱熹就认为“物犹事也”。
除了宋明理学的发挥之外，唐代孔颖达对于本节“本末始终”的解读并没有作太多的发挥。他只是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者，若于事得宜，而天下万物有本有末，经营百事有始有终也。知所先后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万物皆识知其先后也。则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诸事则附，近于大道矣。”孔颖达的这种解释，虽然比较朴素，没有从“明明德、新民”和“知止、能得”的方面解说“本末终始”，毕竟也是一家之言。其实，我们也认为，在上下文的文脉之中，“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引用的是一句日常用语，目的无非是用来比喻说明人们处理各种问题时应该采取的先后次序，知道下手做事的入门与关键，明了做事的目的与方向，还能够出现什么偏差吗？这难道还不是“做事之道”吗？所以，经文紧接着就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因此，落实到我们的日常行事与自身修养，就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即“本”。只有抓住了根本，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顺序和环节循序渐进，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社会角度来看，科学、严谨的秩序是十分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的，反之则会带来或大或小的损害。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更是要注意本与末的先后顺序，凡是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规律办事，为人民谋福祉。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领导者更是应该做到以人为本，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由此展开工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经济建设与人民的当前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这时候的领导者更应具体分析，分清楚什么是“本”，什么是“末”，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把枝节的工作做好，为民造福，即“近道矣”。
但是，我们在读《大学》的这段话时，应该注意到，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先设定好的目标上。世界和时代都是在不断地、迅速地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认识也应该与时俱进，与世界和时代的需求接轨。在具体的工作中，应事事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而不是仅仅拘泥于事先规定的目标界限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