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主题积极向上，引起许多人共鸣
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歌被读者喜欢，是有历史原因的。在他的诗歌面世之前，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苦痛，伤痕文学已被年轻人拒绝，他们需要的是鼓励和打破迷惘的勇气。
而汪国真的诗歌主题积极向上，经常是提出问题，并且这问题又是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其着眼于生活的导向实践，从中略加深化，最后拿出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这种量化的哲理，简单而又实用，容易引起共鸣。
但是，读者的身份之复杂、反响之热烈，超乎了汪国真的想象。
汪国真单位的传达室本来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每天要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忙不过来，只好增加到三个。
汪国真还记得，某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写信说，他爱上了县剧团的一位女演员，女方比他年龄大，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周围的风言风语让他倍感压力。这时他读到了汪国真的诗：“只问一声爱吗/够了/只要爱/就能缩短一切距离……”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俩感觉，“汪国真的诗简直就是为我们写的”。
河南一位记者向汪国真诉苦，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时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汪国真的诗，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俩人就此告吹。
汪国真听过最感人的故事是，一对恋人，小伙子不幸成了植物人，姑娘就把自己朗诵的汪国真诗歌《感谢》录成磁带，天天在男朋友耳边放。许多天之后，姑娘发现，男朋友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1997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汪国真排名第一。
“汪诗”流行时，也被批判“没有生命力”
1990年到1993年，是汪国真风头最劲之时。不过，很多评论家和诗人，对汪国真的走红表示费解和嘲弄。
《诗歌报》1991年7月号刊发北京大学学生魏义民的《“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8月号又发表了几位诗人的文章：《汪国真乎？汪国假乎？》、《汪国真现象及其批判》等等。
批评者认为，“汪国真的作品是非艺术性的”，题材狭窄，“如一个小木匠做了一套被人赏识的家具后，批量生产，只是在色泽、图案上稍作修改，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
汪国真惯用的语言方式也被讥为，“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把诗的矿石附上说明书”。
对此，汪国真不屑一顾，“中国有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对我表扬也好，批评也好，我都不介意。”他还反问：“如果我按照你们赞同的方法去写诗，还会有‘汪国真现象’吗？”
在评论家黄集伟看来，汪国真受欢迎不是假的，“这类诗我管它叫做‘贺卡语文’、‘心灵桑拿’，《读者》式风格。在励志诗歌上，没人能替代他。他的诗歌没有纵深、惨痛和焦虑，大众认为它是诗，那就是诗。”
而学者朱大可这样总结“汪诗”的特点：第一是，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对精英思想做简陋拷贝；第二是，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
他认为，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汪国真特别容易受到市场宠爱。伴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敞开大门，诗歌市场化的潮流也势不可挡，“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汪国真认为，考验诗歌的标准是时间和读者
1993年后，汪国真淡出诗坛，少有新作发表。
“那是因为我开始练书法了。”汪国真解释说，近年来他又迷上了作曲，便不写诗了。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整个诗坛也不复昔日之兴盛。权威诗歌刊物《诗刊》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发行量一度高达54万份，而近几年下降到两三万份，街头报刊亭里已经难觅其踪。
对此，汪国真没有失落感，“我的诗集仍有再版，书店里还是很容易找到。”而且，他的诗还被收入一些地方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这让汪国真颇为得意，“编课本的人总是认真负责的吧，几个诗人能有这种荣耀？”
2006年11月14日，汪国真回母校暨南大学演讲，有学生问，如何看待网上被恶搞的“梨花体”诗歌？汪国真答：考验诗歌的最权威标准，一是时间，一是读者。
□ 武云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