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
●1992年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视察上海
●1997年 邓小平逝世
●2001年 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吴文俊、
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1年 国家经贸委和委管国家局机构进行重大改革，撤
销了国家经贸委管的9个国家局
●2002年 南京通报“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结束，末位五部
门主要领导受到处理
小平南巡
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
2月19日，是个不一般的日子。
11年前的今天，小平逝世。
16年前的今天，小平第二次巡视中国南方，推动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是年，他已经88岁。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但在南方，另有一个东西在摇晃：改革是否持续。
“八九年风波后，‘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现已退休的陈开枝，这样回忆小平二次南巡背景。陈为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当年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
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
并且，在他离世后，他的南巡讲话，被理论界称之为“政治遗产”。
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16年之后，当年的这位亲历者仍为小平的“大胆”而赞叹。“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
小平则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唯一记者。如今仍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事实上，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讲话，再次主张：生产力是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随后这一论断出现在十四大报告中。
可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小平同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遗产。
1986年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强调，“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3年后，其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 故事
小平让渔民村吃下定心丸
2008年1月26日，深圳罗湖区渔民村，雨。铜质的浮雕上，邓小平站在村民中间。
那是1984年1月25日。
24年过去了，“渔民村”现在早已除却它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而被视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村子300米的长廊里，20幅青铜浮雕纪录了渔民村从“水草寮棚”、“海上飘零”到“翻身解放”、“春到渔村”的曲折历史。
“主要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渔民村前村长邓志标这样介绍此项工程的创意。
曾是“水流柴”
听渔民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这里甚至没有村子。
“早年来这里定居的，大多都是‘水流柴’。”邓志标告诉记者。
水流柴，指的是以前那些在水上生活漂流不上岸的人家。他们一家一船，船既是家也是生产工具。
解放后，这一地段所属的附城公社，接纳了他们。可他们不懂种地，还是连年歉收，仍以打鱼为生。
渔民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上世纪50年代，一米多高的围墙建起，将村民与深圳河分隔开来。
河的对岸，便是香港。建围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村民偷渡。
记者从宝安区档案馆了解到，仅从1957到1979年，有5万人越过深圳河逃往香港。即使在1979年3月5日，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地级）后，是年夏天，仍然刮起外逃风。
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陈开枝早年曾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在深圳罗湖，很多人夜里偷偷躲在山上，等到巡逻队交接班时，就冲过去。”
春到渔村
1979年，渔民村遭受厄运。全县蚝田遭受病灾，渔民村是重灾区。
“吃饭都成了问题。”邓志标回忆。
1980年8月26日，村民的贫穷终于有了一个尽头。中央决定，将深圳列为四个新的经济特区之一。
渔民村得天时，占地利，它首先受益于土地收入。
1979年，当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
邓志标说，当时渔民利用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贩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参与陆上的运输生意。而这在当时中国内地，会因“投机倒把”而获罪。
再后来，见运输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予以转卖。
就这样，短短一年里，全村30余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到了1981年，这里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的村庄了——正是这一名声，吸引了邓小平于1984年前来视察。
浮雕“春到渔村”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当小平在那个早春的清晨来到渔民村，看到的是一排排别墅式住宅。当时盛传，村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了他这个国家领导人。
村民的恐慌
“当时有人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便问小平同志。”邓志标说。
村民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
“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高层。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成资本主义了。”陈开枝回忆道。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的。
“小平说，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他的回答让我们吃了定心丸。”邓志标指着浮雕上的邓小平像说。
但是，渔民村对于“变政策”的恐慌还是没有停止，尤其是到了1990年前后。
邓志标现在遗憾的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时，自己没有见到他。
“只记得，那些天一直很紧张，怕好不容易得来的日子眨眼就没了。”
邓志标是从村委会的收音机里得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的。
“我们本是水上人家，当时感觉就像我们的船没了舵手。”邓志标说。
从“城中村”到新社区
1997年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深圳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渔民村。当年漂亮的小楼已显落伍。
小平二次南巡之后，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逐步成为“城中村”，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与现代都市不相适应的问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的旧村改造写进政府报告，决定把旧村拆掉，重建一新型社区。
4年后，渔民新村建成12栋住宅楼，每三户分得1幢，他们自己住在单元楼的高层，将较低的楼层统一出租。
每户村民每月可得2.5万元的租金。
现在，在渔民新村里，有图书馆、健身区、停车场——这一切，和邓小平一起，都记录于浮雕上。
□ 杨继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