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1)

●1979年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

●1992年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视察上海

●1997年 邓小平逝世

●2001年 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吴文俊、

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1年 国家经贸委和委管国家局机构进行重大改革,撤

销了国家经贸委管的9个国家局

●2002年 南京通报“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结束,末位五部

门主要领导受到处理

小平南巡

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

2月19日,是个不一般的日子。

11年前的今天,小平逝世。

16年前的今天,小平第二次巡视中国南方,推动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是年,他已经88岁。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但在南方,另有一个东西在摇晃:改革是否持续。

“八九年风波后,‘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现已退休的陈开枝,这样回忆小平二次南巡背景。陈为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当年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

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

并且,在他离世后,他的南巡讲话,被理论界称之为“政治遗产”。

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16年之后,当年的这位亲历者仍为小平的“大胆”而赞叹。“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

小平则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唯一记者。如今仍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事实上,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讲话,再次主张:生产力是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随后这一论断出现在十四大报告中。

可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小平同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遗产。

1986年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强调,“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3年后,其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 故事

小平让渔民村吃下定心丸

2008年1月26日,深圳罗湖区渔民村,雨。铜质的浮雕上,邓小平站在村民中间。

那是1984年1月25日。

24年过去了,“渔民村”现在早已除却它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而被视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村子300米的长廊里,20幅青铜浮雕纪录了渔民村从“水草寮棚”、“海上飘零”到“翻身解放”、“春到渔村”的曲折历史。

“主要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渔民村前村长邓志标这样介绍此项工程的创意。

曾是“水流柴”

听渔民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这里甚至没有村子。

“早年来这里定居的,大多都是‘水流柴’。”邓志标告诉记者。

水流柴,指的是以前那些在水上生活漂流不上岸的人家。他们一家一船,船既是家也是生产工具。

解放后,这一地段所属的附城公社,接纳了他们。可他们不懂种地,还是连年歉收,仍以打鱼为生。

渔民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上世纪50年代,一米多高的围墙建起,将村民与深圳河分隔开来。

河的对岸,便是香港。建围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村民偷渡。

记者从宝安区档案馆了解到,仅从1957到1979年,有5万人越过深圳河逃往香港。即使在1979年3月5日,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地级)后,是年夏天,仍然刮起外逃风。

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陈开枝早年曾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在深圳罗湖,很多人夜里偷偷躲在山上,等到巡逻队交接班时,就冲过去。”

春到渔村

1979年,渔民村遭受厄运。全县蚝田遭受病灾,渔民村是重灾区。

“吃饭都成了问题。”邓志标回忆。

1980年8月26日,村民的贫穷终于有了一个尽头。中央决定,将深圳列为四个新的经济特区之一。

渔民村得天时,占地利,它首先受益于土地收入。

1979年,当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

邓志标说,当时渔民利用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贩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参与陆上的运输生意。而这在当时中国内地,会因“投机倒把”而获罪。

再后来,见运输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予以转卖。

就这样,短短一年里,全村30余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到了1981年,这里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的村庄了——正是这一名声,吸引了邓小平于1984年前来视察。

浮雕“春到渔村”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当小平在那个早春的清晨来到渔民村,看到的是一排排别墅式住宅。当时盛传,村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了他这个国家领导人。

村民的恐慌

“当时有人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便问小平同志。”邓志标说。

村民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

“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高层。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成资本主义了。”陈开枝回忆道。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的。

“小平说,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他的回答让我们吃了定心丸。”邓志标指着浮雕上的邓小平像说。

但是,渔民村对于“变政策”的恐慌还是没有停止,尤其是到了1990年前后。

邓志标现在遗憾的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时,自己没有见到他。

“只记得,那些天一直很紧张,怕好不容易得来的日子眨眼就没了。”

邓志标是从村委会的收音机里得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的。

“我们本是水上人家,当时感觉就像我们的船没了舵手。”邓志标说。

从“城中村”到新社区

1997年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深圳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渔民村。当年漂亮的小楼已显落伍。

小平二次南巡之后,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逐步成为“城中村”,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与现代都市不相适应的问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的旧村改造写进政府报告,决定把旧村拆掉,重建一新型社区。

4年后,渔民新村建成12栋住宅楼,每三户分得1幢,他们自己住在单元楼的高层,将较低的楼层统一出租。

每户村民每月可得2.5万元的租金。

现在,在渔民新村里,有图书馆、健身区、停车场——这一切,和邓小平一起,都记录于浮雕上。    

□ 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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