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始于1978
壹
1978年，我正在农村那座土地庙改建的学校读初三。那年春节很冷，冷得潮汐都结了冰。正是渴望有事发生但又茫然混沌的年龄，一个信息却让人有些憧憬：今年开始，只要学业优异考试通过，不仅可以到大城市读书，而且毕业后还可以成为正式职工。
3月份开学后，我这个没明确想法的学生和一些有朦胧想法的青年老师就开始准备中专考试，我报考的是初中中专，老师准备的是高中中专。在我一边下意识地抵御扰人的蚊子，一边把勾股定理、唯物辩证法、串联和并联等翻来覆去倒腾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总觉得这事不太靠谱：以前听说过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什么，但环顾四周没有一例是现实的，隐约听说邻村个别学富五车的高中生也多在那年冬天的应考中铩羽。而我无论家人还是亲朋，不是种田就是捞鱼，对我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大多嗤之以鼻，他们希望的也就是让我胡乱认些字，以便一则可以分得清布票、粮票和糖票的区别，二则不至于成为睁眼瞎受欺负，而我父亲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我混到虚岁16，这是生产队规定挣工分的年龄，而我毕业时刚好够，于是姑且勉强耐心等待。
无心插柳总能成荫。我的考试分数竟然超了当年浙江省初中中专的录取线——尽管考试一结束我就怀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想法跟着叔伯们开始学习海带养殖——于是欣欣然又茫茫然地去体检，然后填报志愿，闲暇之际也想着去台州或者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读书是什么感觉，但造化弄人，因为填报的志愿全是轮机或者驾驶之类的专业，与我眼睛的色弱条件格格不入，梦想就此化为泡影——对一个用上电灯不到4年，离开过村子不过10千米，没坐过汽车更没有见过火车的乡下少年来说，填报志愿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到跟我一起参加考试且分数比我低的同伴趾高气扬地拿着通知书准备行装，想到自己即将回到那个阳光暴晒、苦海无边的海带养殖场，心情之沮丧无以复加，当时根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色弱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能读驾校，只是觉得前途漫漫暗无天日，外面的诱惑和现实的残酷已经让我认定读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由之路，万幸的是县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总算来了，这也是全县范围内首批招收100名高中生。父亲对失去一个很有希望的劳动力尽管有些窝火，但拗不过大家的劝说和利诱，答应让我背上大米坐上拖拉机到县城读高中。
毫无疑问，1978年是我命运的转折年。
贰
后来知道，共和国的命运也从这一年开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和国的决策者决定放弃沿袭几十年、让一代人付出惨重代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仿佛一夜之间，原来还是满身油污的学徒和晒得红黑的农民走进了大学的教室，知识在沉寂半个世纪后再次被赋予近乎神圣的地位；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了，很多老人决定放弃终身服务国家的念头，依依不舍又不能不舍地回到了人生的出发地；曾经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了，陶斯亮催人泪下深情回忆父亲陶铸的文章成为所有学生的必读；从基层直选，到《物权法》，到确认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到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治文明成为执政的方向……
仿佛一夜之间，承包两字成为所有报纸最常用的词汇，生产衬衫的步鑫生成了时代的英雄；写着“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语牌下，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我们生下来就耳熟能详视为当然的人民公社牌子竟然说摘掉就摘掉了，“农业学大寨”不再是农民坚守的独一无二的宗旨，分田到户这一看似倒退的小举措让他们开始摆脱贫困；曾经让人唾弃的倒卖服装和杂货的小贩出人头地，万元户成为众人追逐的目标；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一片责难和怀疑的喧闹声中登台亮相……
仿佛一夜之间，邓丽君、罗大佑的歌声唱出了男女老幼的心声；从存在主义到野兽派，各种思潮让人目不暇接，五角丛书和《第三次浪潮》摆上了许多青年的案头；姿三四郎、叶塞尼亚、加里森敢死队、《渴望》促成了万人空巷；艾滋病人不再是厚颜无耻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代名词，而是需要同情和救助的对象；我们的身边悄然增加了金发碧眼的洋人；准备终老僻处的国人由胆怯而自信，终于从冷眼向洋而开始周游世界。
很难置信，在短短30年间，一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大的变迁。我们从积贫积弱、综合国力“濒于崩溃边缘”，一举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让13亿人口摆脱贫穷走向小康；特别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们的观念不断更新，找到了或者说回归到了最基本的常识，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遵循人性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眼界见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知道哪些是阻挠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尝试建立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寻求改革，不断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融入文明。
毫无疑问，是1978年让我们的共和国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