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照常出版。为了防备特务捣乱，周恩来拿起报纸，亲自上街叫卖，报馆同志也这样做，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至少能使读者初步明白，皖南事变并非中央社诬蔑的所谓“新四军抗命叛变”。
围绕着皖南事变，周恩来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他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散发题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文章。接着，他和董必武、叶剑英等，分头同重庆各界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并亲自跟国民党左派的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交谈，通报事变真相。
了解真相以后，国民党左派和民主进步人士曾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理应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军事，将足以使抗战建国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
周恩来还亲自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详谈有关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据此，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促其停止国内冲突，并且电告英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以及武官崔可夫，了解情况后，特地向皖南事变的具体策划者——军委会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提出质问，并警告说：“进攻新四军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会见了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居里了解真相后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内部应当团结一致反对日本侵略。在国共两党的纠纷解决以前，中美之间的财政经济关系很难有所进展，——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居里的态度，对蒋介石也是很大的压力。
周恩来还电告不久前由中国返美的著名进步记者斯特朗。斯特朗获悉后，立即在《亚美》杂志和纽约的报纸上，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这样，由于周恩来迅速及时和细致周到而涉及各方面的工作，在国际国内赢得了真诚的同情，使局势的发展大出国民党右翼势力和蒋介石本人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抨击、谴责和英美苏三国的外交压力下，陷于异常孤立的被动境地。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的演说中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谈话，目的在于缓和气氛，所以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了，谈话时并让宋美龄在座。周恩来首先将新四军事件和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叙述了一遍。蒋介石推说那都是“底下做的”。周恩来提到部队驻地和扩军等问题。蒋介石虽不直接回答，但也不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话，却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从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谈话进行了半小时多，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
3月25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蒋介石以及张冲、贺耀祖在座。虽然仅仅说些表面的话，但局势毕竟走向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以皖南事变为中心的此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正如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中所说：
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蒋介石在皖南事变所表现出来的嚣张和猖狂，无疑是他八年抗战中的最大败笔。
同样在1941年上半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希特勒德国悍然进攻苏联，从而揭开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帷幕，同时也为法西斯德国自身的灭亡，开通了道路。
6月24日早晨，我在上学途中走经阳桥西南堍，白崇禧公馆北墙的贴报栏前，看到人头攒动，都挤在那儿翘首看报呢。稍微听几句议论，就知道他们在德苏两国之间的好恶爱憎，也和我一样分明。因为常识告诉他们，欧洲侵略者的德国，与亚洲侵略者的日本是一伙的，而被侵略的苏联，则是同情和支持我们抗日战争的。
但我没有在那儿逗留，因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已在姑丈家里看过，“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德明和我都非常激动，因为苏联与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撕毁条约，不宣而战，当然是背信弃义。
在学校，上课铃刚刚响过。我们第十班教室内，气氛不像往日那样平静，显然有些同学也见到了当天的报纸，有些紧张。大家的目光，凝视着手握报纸的郭基宏导师。
今天的第一堂是国文课，但神情严肃的郭导师却并不讲课，而先背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鲁迅先生这话是九年前讲的。现在，不出所料，德国帝国主义果然进攻苏联了。
郭导师翻开手上的报纸，要方丽斯到讲坛那儿去读报。等她读完头条新闻，返回课桌落座，他便发表讲话。可以这样认为，今天要上的完全是与国文课无关的政治时事报告。
郭导师首先讲述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腐朽黑暗的沙俄统治，开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意义，介绍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史无前例地实施“五年计划”，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斯泰汉诺夫运动”，缩小乃至于消灭贫富差距和阶级差别，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富强先进的工业国，足以跟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并驾齐驱。
随后，郭导师简单介绍社会主义苏联同我国的关系，跟沙俄时代的侵略与被侵略全然不同，而是平等互利关系。抗日战争之初，不仅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给予我国以真诚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