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1938年时候的桂林相当朴素，或者说相当“土气”。
例如第一，商业大街没有霓虹灯，也没有广告牌或吸引顾客的收音机声响。第二，没有咖啡馆和西餐厅，更没有跳舞场，只有桂剧院、平剧院和电影院各一二家。第三，没有公共汽车、电车和出租汽车，达官贵人的私家或公家的小轿车也很难看到。人们除了步行，只有黄包车可乘。第四，衣着素淡，公务人员和中小学生多穿灰布中山装，妇女则青布旗袍或短袄，烫发或穿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如凤毛麟角。第五，市场物价平稳，通货膨胀的厄运尚未来临，人们不必为“涨价”担心。
当然，这是我们初到时的情形。后来，随着逃难客的陆续增加，带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口音的人大量增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大批香港客的来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由土气而变为洋气，由朴素而变为奢侈了。——1938年的桂林人口是十五六万，到1944年已增长为三四十万，也就说明问题了。
且说我们逛完街返回旅馆，就听小姑妈对姑丈说，刚才乐群社的茶房送来方先生的一张便笺和一叠戏票。姑丈打开看时，那便笺的大意为：孙主任因公务紧要，已于午后离桂，乘小轿车赶往陪都重庆去了，行前嘱庶务股购买足够的戏票，招待留桂诸同仁及眷属观看平剧，表示欢迎和慰问。
换句话说，明天我等将要观看名旦刘筱衡主演的平剧《红拂记》，更是公家请客的。
然而不料，第二天早饭过后，局势突变。
德明哥和我正准备去逛书店，却陡地里响起了一长两短的空袭警报：
“呜——呜呜，呜——呜呜……”
人们顿感紧张，旅客开始骚动，有的议论往哪儿躲为好，有的拿不准是否该带着皮箱躲，有的则认为躲不躲没关系，炸弹不至于落到高升旅馆屋顶上面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却听得急促的紧急警报又拉响了：
“呜、呜、呜、呜、呜…….”，警报声让人们手足无措。
姑丈看着妇孺们，即刻拿定主意说，三楼最危险，大家都到底层躲一躲罢。我等正待行动，沉重的敌机轰鸣已自远而近。并且，伴随着高空传来的一阵令人恐怖的尖利呼啸声，炸弹在头顶落下了，轰隆轰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响，使屋宇震颤，楼板抖动。——旅客们有的惊喊，有的哭叫，有的逃窜，整幢三层楼的旅馆乱成一团，我们一家则个个面如白纸，战战兢兢，呆若木鸡！
这当儿，那惯于游荡的庄祖根气急败坏地奔上三楼，通报说，炸弹就落在高升旅馆两隔壁和后门口，左边的百货店已经着火，马上就会烧进旅馆，非赶紧逃命不可。说着，他拎起自己的皮箱，准备“逃命”。然而，却被姑丈大声喝住了：
“不行！不能只顾自己！”
庄祖根作为姑丈之妾王凤宝的姨外甥，好歹也算亲戚，但平日里蓄意仿效“小开”式的言行，却令姑丈也皱眉头。此刻坚决阻止了他的个人行动，同时迅速将任务分派给大家：女眷们携带幼儿及细软先行下楼，男人们包括励青、丁锡荣、庄祖根、他本人，还有德明和我，则抢运所有的皮箱铺盖等大件行李，至少要上下三楼两次，然后都到旅馆大门外的人行道集中。
行动的迅速出乎预想，励青和丁锡荣还联手奋勇地上下三楼共四趟，以至于精疲力竭，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包括十几只大小皮箱和八九件铺盖的行李，就全部搬运到旅馆外的人行道上了。
接着，又在“防护队”队员的帮助下，向马路对面转移，堆放在原定今天下午听刘筱衡演《红拂记》的高升大戏院台阶前。最后又继续南移至中北路与桂东路的转角处，即“十字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