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抵桂林 略志血债(2)

在我看来,1938年时候的桂林相当朴素,或者说相当“土气”。

例如第一,商业大街没有霓虹灯,也没有广告牌或吸引顾客的收音机声响。第二,没有咖啡馆和西餐厅,更没有跳舞场,只有桂剧院、平剧院和电影院各一二家。第三,没有公共汽车、电车和出租汽车,达官贵人的私家或公家的小轿车也很难看到。人们除了步行,只有黄包车可乘。第四,衣着素淡,公务人员和中小学生多穿灰布中山装,妇女则青布旗袍或短袄,烫发或穿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如凤毛麟角。第五,市场物价平稳,通货膨胀的厄运尚未来临,人们不必为“涨价”担心。

当然,这是我们初到时的情形。后来,随着逃难客的陆续增加,带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口音的人大量增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大批香港客的来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由土气而变为洋气,由朴素而变为奢侈了。——1938年的桂林人口是十五六万,到1944年已增长为三四十万,也就说明问题了。

且说我们逛完街返回旅馆,就听小姑妈对姑丈说,刚才乐群社的茶房送来方先生的一张便笺和一叠戏票。姑丈打开看时,那便笺的大意为:孙主任因公务紧要,已于午后离桂,乘小轿车赶往陪都重庆去了,行前嘱庶务股购买足够的戏票,招待留桂诸同仁及眷属观看平剧,表示欢迎和慰问。

换句话说,明天我等将要观看名旦刘筱衡主演的平剧《红拂记》,更是公家请客的。

然而不料,第二天早饭过后,局势突变。

德明哥和我正准备去逛书店,却陡地里响起了一长两短的空袭警报:

“呜——呜呜,呜——呜呜……”

人们顿感紧张,旅客开始骚动,有的议论往哪儿躲为好,有的拿不准是否该带着皮箱躲,有的则认为躲不躲没关系,炸弹不至于落到高升旅馆屋顶上面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却听得急促的紧急警报又拉响了:

“呜、呜、呜、呜、呜…….”,警报声让人们手足无措。

姑丈看着妇孺们,即刻拿定主意说,三楼最危险,大家都到底层躲一躲罢。我等正待行动,沉重的敌机轰鸣已自远而近。并且,伴随着高空传来的一阵令人恐怖的尖利呼啸声,炸弹在头顶落下了,轰隆轰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响,使屋宇震颤,楼板抖动。——旅客们有的惊喊,有的哭叫,有的逃窜,整幢三层楼的旅馆乱成一团,我们一家则个个面如白纸,战战兢兢,呆若木鸡!

这当儿,那惯于游荡的庄祖根气急败坏地奔上三楼,通报说,炸弹就落在高升旅馆两隔壁和后门口,左边的百货店已经着火,马上就会烧进旅馆,非赶紧逃命不可。说着,他拎起自己的皮箱,准备“逃命”。然而,却被姑丈大声喝住了:

“不行!不能只顾自己!”

庄祖根作为姑丈之妾王凤宝的姨外甥,好歹也算亲戚,但平日里蓄意仿效“小开”式的言行,却令姑丈也皱眉头。此刻坚决阻止了他的个人行动,同时迅速将任务分派给大家:女眷们携带幼儿及细软先行下楼,男人们包括励青、丁锡荣、庄祖根、他本人,还有德明和我,则抢运所有的皮箱铺盖等大件行李,至少要上下三楼两次,然后都到旅馆大门外的人行道集中。

行动的迅速出乎预想,励青和丁锡荣还联手奋勇地上下三楼共四趟,以至于精疲力竭,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包括十几只大小皮箱和八九件铺盖的行李,就全部搬运到旅馆外的人行道上了。

接着,又在“防护队”队员的帮助下,向马路对面转移,堆放在原定今天下午听刘筱衡演《红拂记》的高升大戏院台阶前。最后又继续南移至中北路与桂东路的转角处,即“十字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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