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旅客赶紧下车，车厢外面是广阔的田野。大家按照列车长的号令，快步奔向列车左面的山坡下卧倒，依靠稀疏的树木掩护，提心吊胆地喘息着。
说时迟，那时快，敌机已然带着我们熟悉但很难听的轰鸣声光临了，三架！它们当然知道，普通的旅客列车是毫无防空能力的，所以更是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让它们机翼下面那些丑恶的红色圆膏药——日本国徽在我们头上掠过，耀武扬威。它们低空盘旋了几圈，用机枪扫射一阵，卑鄙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随后，它们又飞了一圈，方才志满意得地朝空袭的主要目的地长沙飞去。
后来据列车长说，敌机九架，原是飞向长沙的，但其中三架突然调头，又朝岳阳方向飞来。火车司机见状，判断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列车，因此便停车，让旅客们下车，分散躲避。
躺卧在地的旅客们久久不敢动弹，直到列车长高呼敌机已经飞远，大家可以返回车厢之际，才听得最后一节车厢有孩子的哭声。
原来，几位妇孺的行动特别迟慢，敌机袭击时仍滞留在车厢内，而遭到了残酷的日寇的机枪扫射，枪弹洞穿车厢顶部，使武昌上车的一位老太太及其儿媳即刻遇难，她四岁的小孙女腿部受伤，邻座的另一位妇女则肩部也中了枪。
列车上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物。列车长只能向旅客们呼吁，请求有条件者捐助红药水、紫药水、纱布和橡皮膏等，以便为伤者裹扎止血。很快，便有好几位乘客积极响应，不仅捐献出各种有关的药物，并且热情地护理那位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母亲和祖母的小女孩，和那位受伤的妇女。
至于婆媳两位不幸的遇难者，则经列车长与铁路局长沙站通话之后，便由列车员和乘警们一道，将遗体抬进最末一节的“守车”里面。接着，汽笛长鸣，列车在旅客们对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谴责声和心有余悸中，徐徐启动，离开这曾遭袭击的田野，驶向长沙。
古城长沙，位于湘江下游东岸，东有汇入湘江的浏阳河，西有隔江对峙的岳麓山，南北则纵贯粤汉铁路，是湖南省的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8年夏天，我们来到时，长沙的繁华程度，在粤汉线上仅次于武汉和广州，街道宽阔整洁，车水马龙；市场百业兴旺，人头攒动。
小姑妈等我们大小六口，在长沙站下了火车，就来到南门外一家已然停产了的煤球厂二楼暂住。这个地方叫“灵官渡”，是湘江边的一处码头。煤球厂的院落很大，栽有各色花卉，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是励青兄事先联络好的，可以作为堆放物资的临时仓库。
两天以后，跟我们在岳阳分道的五条木船抵达，泊于灵官渡码头。励青兄便指挥临时雇用的搬运工将购料委员会的物资卸下，运入煤球厂院落，一一清点，安放妥帖，这才付讫运费，开出收据，了却一桩公务。
我们在灵官渡仅住三天，天池姑丈等也由武汉到了长沙。于是，励青兄陪同姑丈四处找房，最后在城内接近闹市的“陆棚桥”看中了一幢洋房的二楼。一大家子包括姑丈、小姑妈、德明和我，励青兄、阿毛姐和汉荆侄，王凤宝、庄祖根以及晚到长沙的丁锡荣，大小共十口，都在陆棚桥十五号宽敞的二楼住了下来。
安顿以后，姑丈带领全家，由灵官渡乘船过湘江，游览岳麓山。我原先对此山一无所知，现今上山一路，领略了山腰的葱茏树木和潺潺流水，尤其当回头远眺湘江及桔子洲之际，确实觉得风光无限。
但对于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位革命家的墓，黄兴墓和蔡锷墓。
那个时代的小学生，都知道黄兴又名黄克强，是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曾经出生入死，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元勋。蔡锷又名蔡松坡，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的关键时刻，他由北京辗转去到云南，组织讨袁军，导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所以，在岳麓山的黄兴墓和蔡锷墓前，德明和我，都恭恭敬敬地给他们分别行了三鞠躬礼。
不过，我们在下山途中，也看了看著名的岳麓书院，特别是门前的那副对联，姑丈还略作讲解。但我心中很感不平，所谓“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前一句难道不是吹牛的大话吗？假如是真的“惟楚有才”的话，我中国还能称其为中国吗？至于南宋的朱熹究竟是什么人，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