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长衡 行踪未定(3)

众旅客赶紧下车,车厢外面是广阔的田野。大家按照列车长的号令,快步奔向列车左面的山坡下卧倒,依靠稀疏的树木掩护,提心吊胆地喘息着。

说时迟,那时快,敌机已然带着我们熟悉但很难听的轰鸣声光临了,三架!它们当然知道,普通的旅客列车是毫无防空能力的,所以更是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让它们机翼下面那些丑恶的红色圆膏药——日本国徽在我们头上掠过,耀武扬威。它们低空盘旋了几圈,用机枪扫射一阵,卑鄙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随后,它们又飞了一圈,方才志满意得地朝空袭的主要目的地长沙飞去。

后来据列车长说,敌机九架,原是飞向长沙的,但其中三架突然调头,又朝岳阳方向飞来。火车司机见状,判断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列车,因此便停车,让旅客们下车,分散躲避。

躺卧在地的旅客们久久不敢动弹,直到列车长高呼敌机已经飞远,大家可以返回车厢之际,才听得最后一节车厢有孩子的哭声。

原来,几位妇孺的行动特别迟慢,敌机袭击时仍滞留在车厢内,而遭到了残酷的日寇的机枪扫射,枪弹洞穿车厢顶部,使武昌上车的一位老太太及其儿媳即刻遇难,她四岁的小孙女腿部受伤,邻座的另一位妇女则肩部也中了枪。

列车上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物。列车长只能向旅客们呼吁,请求有条件者捐助红药水、紫药水、纱布和橡皮膏等,以便为伤者裹扎止血。很快,便有好几位乘客积极响应,不仅捐献出各种有关的药物,并且热情地护理那位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母亲和祖母的小女孩,和那位受伤的妇女。

至于婆媳两位不幸的遇难者,则经列车长与铁路局长沙站通话之后,便由列车员和乘警们一道,将遗体抬进最末一节的“守车”里面。接着,汽笛长鸣,列车在旅客们对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谴责声和心有余悸中,徐徐启动,离开这曾遭袭击的田野,驶向长沙。

古城长沙,位于湘江下游东岸,东有汇入湘江的浏阳河,西有隔江对峙的岳麓山,南北则纵贯粤汉铁路,是湖南省的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8年夏天,我们来到时,长沙的繁华程度,在粤汉线上仅次于武汉和广州,街道宽阔整洁,车水马龙;市场百业兴旺,人头攒动。

小姑妈等我们大小六口,在长沙站下了火车,就来到南门外一家已然停产了的煤球厂二楼暂住。这个地方叫“灵官渡”,是湘江边的一处码头。煤球厂的院落很大,栽有各色花卉,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是励青兄事先联络好的,可以作为堆放物资的临时仓库。

两天以后,跟我们在岳阳分道的五条木船抵达,泊于灵官渡码头。励青兄便指挥临时雇用的搬运工将购料委员会的物资卸下,运入煤球厂院落,一一清点,安放妥帖,这才付讫运费,开出收据,了却一桩公务。

我们在灵官渡仅住三天,天池姑丈等也由武汉到了长沙。于是,励青兄陪同姑丈四处找房,最后在城内接近闹市的“陆棚桥”看中了一幢洋房的二楼。一大家子包括姑丈、小姑妈、德明和我,励青兄、阿毛姐和汉荆侄,王凤宝、庄祖根以及晚到长沙的丁锡荣,大小共十口,都在陆棚桥十五号宽敞的二楼住了下来。

安顿以后,姑丈带领全家,由灵官渡乘船过湘江,游览岳麓山。我原先对此山一无所知,现今上山一路,领略了山腰的葱茏树木和潺潺流水,尤其当回头远眺湘江及桔子洲之际,确实觉得风光无限。

但对于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位革命家的墓,黄兴墓和蔡锷墓。

那个时代的小学生,都知道黄兴又名黄克强,是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曾经出生入死,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元勋。蔡锷又名蔡松坡,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的关键时刻,他由北京辗转去到云南,组织讨袁军,导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所以,在岳麓山的黄兴墓和蔡锷墓前,德明和我,都恭恭敬敬地给他们分别行了三鞠躬礼。

不过,我们在下山途中,也看了看著名的岳麓书院,特别是门前的那副对联,姑丈还略作讲解。但我心中很感不平,所谓“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前一句难道不是吹牛的大话吗?假如是真的“惟楚有才”的话,我中国还能称其为中国吗?至于南宋的朱熹究竟是什么人,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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