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统治王朝，给予族人政洽上的特权。这些八旗子弟除都有世职承袭而晋身仕途外，宫廷和政府机关中的满宫主缺甚为繁多，为八旗子弟提供了优越的机会。这些勋威世家子弟跻身仕途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充当侍卫，一是充任笔帖式。这两种途径，一文一武，皆可由此登上权力的高峰，成为皇帝的股肱重臣。在这一点上，与汉人不同，汉人只能挤一条道，走科举入仕的途径。满人凭借笔帖式和侍卫的途径入仕，直接而快速，只要稍有才华，便可得到升迁的机会。
清代专门为满洲人设置了笔帖式的职位（主要负责各部院日常事务的秘书性质的宫职），清代许多宫至大学士的高级官员都出身笔帖式，应该说是满洲人仕途升迁的一条捷径，自然是其首选。和珅科举考试失利后，为何没有考取笔帖式库使等优缺，甚至是高级一些的侍卫，这其中应有值得探讨的原因。
清代笔帖式的考试也有一定程序，如根据乾隆五年《考取笔帖式库使等条例》的规定，考取笔帖式库使等，咸安宫、景山二学学生等进行文化考试外，如能翻译满汉文，兼字画端楷者，以笔帖式补用；如只能书写清、汉字者以库使、库守等缺补用。乾隆十一年五月后，考取笔帖式、库使、库守等改为五年一次，每次仍不超过200名。乾隆十八年七月后，考试笔帖式等，先行考验马步箭定其去取，方准考试文艺。
和珅的才学应付满洲人简单的考试自不在话下，至于弓马功夫，也许和珅并不擅长，但应付简单的考试也应不在话下，因为这是满洲人的基本功。唯一的解释是他没有得力的权势人物的扶持，也即宫场门路，再一个就是他没有活动关系的资金。
不论和家原来是否经济殷实，起码在乾隆三十三、四年（1767—1768年）间，也即和珅开始走入宫场的关口，和家经济状况不是太好。原因是此前父亲常保的职位并不算高，所得俸银自然有限，养活一家大小已经不算宽余，加之常保死于任上，需要花费一笔不小数目的银子运回北京安葬，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从和珅婚后数年一直没有生孩子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和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清人包世臣《中衢一勺·郭君传》也有这样的记载：
和珅的外祖父嘉谟担任河库道员时候，和珅因贫穷无以生计，每每派仆人刘全，徒步往返五千里，前往嘉谟衙署借钱。有一次，刘全前去借钱，嘉谟只借给五十两银子。山阳人郭大昌当时正好做河库道的属吏，与刘全喝酒喝得高兴，就对刘全说：“看你的相貌，很快就会大富大贵，为何要做人家的仆从如此受苦呢？”于是也奉送了五十两银子。
不久，和珅又因家庭花费不及，再派刘全求嘉谟资助三百两银子，嘉谟听后大怒，把刘全赶走了事。刘全没有借到钱，和珅不得已自己前来求嘉谟，不料嘉谟知道和珅的来意后更为恼怒，甚至想以逃人法治和珅私出京城之罪（清代规定，在京旗人不得私自出京）。郭大昌于是从容劝嘉谟说：“下宫见和郎将来富贵应当在大人您之上，大人千万不要因其贫而慢待他，况且是外祖父以三百两银子帮助自己的外孙，此事甚小，何苦恼怒如此呢？”嘉谟不高兴地说：“既然你如此看好和郎，为何不自己掏钱帮助他呢？”郭大昌说：“大人您不资助和郎，下官如何敢自己资助他呢？”
嘉谟无奈之下，掏出三百两银子给郭大昌说：“今日就替我把他打发走！”郭大昌于是将和珅招致酒楼招待一顿，酒足饭饱之后，郭大昌握着和珅的手说：“郎君不日即当大贵，希望您富贵后不要忘记今日之情，多为天下穷困百姓请命。”随后又为和珅购置了鞍马，又自已出资三百两作为和珅返回京城的费用。和珅自然是感激不尽。
其后和珅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陪同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红花埠，想起当年郭大昌的帮助，就派遣刘全骑马前去见郭大昌，相约在仲兴地方与郭大昌相见。而郭大昌却对刘全说：“我当年之所以帮助你家主人，是爱惜你家主人有济世才，而今却把权纳贿，成为赃吏逃人的保护伞，毒害百姓无已，我恨自己当年没有鼓动嘉公将你主人治以逃旗外遣之罪。你们主仆二人大祸即在旦夕，且无死所，千万不要拖累我！”遂与和珅主仆二人绝了交。
考《国史嘉谟传》，嘉漠出任南河道员一职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8年），以上所说应发生在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767—1768年）间。再考《和珅列传》的记载，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父亲所遗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七年挑补黏竿处，任銮仪卫侍卫。办理这些事情，自然需要花费一定的银子。两项记载恰相吻合！或许就因为这一段无权无势、无钱的痛苦经历，导致和珅对权势、钱财产生出强烈的渴望，起码说，由此以来，和珅对权势、钱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