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代序
自一九八○年认识沈从文先生，至一九八八年他辞世的八年间，每次进京，大都会联同王和王亚蓉女士，到沈家拜候老人家和沈夫人。不管有事无事，谈正事还是闲聊，总耽搁上好几个小时。八十年代初中期，专职于编辑出版事务，赴京次数较频繁，每回逗留时间又长，亲炙的机会自然多。我很怀念这一段日子，也视之为一生很宝贵的际遇。倏忽间，沈老去世也十五年了，但八○年初次晋谒沈老的情景，仍然记忆鲜明；当时蹦跳入脑海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形象，也不因时间、人事的迁变而磨灭。
沈老晚年的二十年，在工作上最亲近的自是他的两位助手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沈老生前死后，我与他们两位一直是很亲近的朋友。从他们日常谈话中，我获悉更多沈老的事情，增长我对沈老的认识。或者是出版人的习性，我总劝他们写下来。他们两位都是很低调的人，也基于对沈老的尊崇，而有过多的顾虑，尽量不愿因文字而惹起不必要的是非。我认为名人首先是属于他自己的，其次是属于历史的，但在容易生是非的社会，心性善良的人有这种顾虑，可以理解。
王先生因病过早去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厚积未发的方方面面的学问，随身而逝，令人惋惜。作为沈老晚年最亲近、最信赖的学术助手，追随沈老三十年，如果王先生能写下长年在生活中的亲炙以及在学问上的请益琢磨，不用说，将会是了解和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献。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深信其历史价值，更感到这种损失无可补偿。于是转而“压迫”王女士。每次上京见面，苦口婆心，敦劝她整理与沈老在出差时的谈话录音，以及她对沈老的回忆，结集出版。为此甚至“责”以为历史负责的大义。近年，王亚蓉女士屡为疾病所缠，甚至有过生命危险，终了悟及时行事的重要、为历史留下记录的迫切程度。今年是沈从文先生百年华诞，为怀念沈从文先生，终于编写出版这本书。简单说明其中缘起，以为序。
原载《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
香港商务印书馆二○○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