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序言:读人与读世

序言:读人与读世

孙国栋

万雄又将出新书《读人与读世》,邀我写一篇序。我只看了书名和目录便答应了,因为从书名和目录,已表现出万雄很了解“人”与“世”的关系。钱宾四师(钱穆先生)说:“不知‘人’不足以论‘世’,不知‘世’亦不足以论‘人’。”历史人物必有特殊的心态,此心态又必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是悲北宋初年,承五代残破之后与五代道德之浇薄。尤其冯道自以长乐老之无耻。欧公欲修史以匡正之,所以新五代史中之史论,每篇必以“呜呼”两字开头。“呜呼”两字实足以表现欧阳修的心态,与五代社会残破的实况。又如司马光因悲当时政治之疲弊,乃费二十余年的精力,修成《资治通鉴》,他述《通鉴》的取材标准是“凡国家之盛衰,生民之忧戚,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多采录之。此外多删除。”司马光的心态为如何?万雄是学历史学的,他对“人”与“世”的关系之认识必深。所以我只看了书名及目录便答应写序。以前有人邀我写序,或只知“人”而不知“世”,或只论“世”而遗“人”,我以事忙而拒绝。记得十几年前,新亚书院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钱师逝世十周年,我与妻子返港参加。时郭少棠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欢宴我们,并请陈万雄和李明逵作陪。宴后妻子问我:“他们三人都是历史系你的学生,你觉得谁的贡献大些?”我说:“三人都很好,都能努力自强。时万雄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明逵为警务处副处长。但从文化的观点看,好像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观念较深,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较大。”记得万雄初入新亚书院时,钱师去新加坡大学讲学经香港,住在旅店。万雄要我带他与同班一些同学往见钱师。钱师和他们谈了很久,大概是些勉励的话,我已记不清楚了,相信这对万雄等治史有很好的影响。后来我知道香港商务持续出版了几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型图书,有人批评万雄,认为这些巨型图书会亏本,因为印制费很昂贵,人家看准他们辛苦搜集得来的资料和编选创意,改出大众性的小开本图书,却畅销。香港商务出版这等大型图书,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编辑印制成本,还要花费货仓储存。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些开拓有关中国文化图书的出版,决不可无。目前香港出版社能出这类巨型图书的,只有商务,所以不必计较盈亏。这亦表现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现在三人都有不同的发展,少棠由中文大学文学院进为中国珠海国际大学的副校长,万雄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进为全港图书出版界最大集团的总裁,明逵由警务副处长升为处长,又由处长退休,他们将来的贡献孰大孰小,现在还未可知。

万雄的书,最动人的是,他开始先述沈从文先生的“人性的光辉”,然后方述各位学者的生活,与孔子、孟子的注重“个人”的人性的光辉相同。中国文化从上古尧舜夏商都比较注重群体,到了周代,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春秋晚年,孔子提出仁学,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由此心发展而为各种道德人格。所以《论语》一书,全是孔子对学生与诸侯的个人教训,全无对群体的箴言。可见孔子视个体重于群体。再到战国,孟子继承孔子“仁学”,发展为“心”与“性”,他说,性有四端,“恻忍之心”,“仁”之端也;又认为仁心必有“良知”、“良能”,是不学而能的,是天所赋予。良知之在人身者称为“良贵”,“良贵”就是中国的天赋人权。所以中国的“天赋人权”比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约早两千年。人性既是善的,于是人人自有无限的信心,无限的自强,可有无限的“理想”与“作为”。善又是无可计量的,既然人人俱有善心,于是人人应有平等与自由。这些都是人性的光辉。

万雄老弟出刊新书,要我写序,我老勃不羁,信口开河,有失序文之体裁,望读者谅其老勃不羁之性,许其信口开河破坏序体之罪。多谢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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