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赵佶就正在宣和殿里独自徘徊。
宣和殿是座面积不大的便殿，但由于只有赵佶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在里面晃来晃去，就显得有些深幽。宫殿的夹墙里修有暖道，将殿室里的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然而赵佶却像打了摆子，一会儿觉得身上凛凛发冷，一会儿又觉得燥热难当。这是因为，他正在思考着一个前所未有且极不寻常的问题，而且必须尽快地对此做出决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关系到他赵佶以及整个大宋江山未来的命运。这个要命问题就是，他赵佶还要不要继续当这个皇帝。
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请求赵佶尽快做出决断的，是太常寺少卿李纲。赵佶根据给事中吴敏的推荐，刚刚在这座便殿里单独召见过李纲。现在李纲的劝谏他禅位之言犹在耳侧，李纲刺血写就的奏章就握在他的手中。居然敢用如此直率的态度劝朕禅位，赵佶暗想，这个李纲固然忠心可嘉，胆子却也着实不小。
李纲，字伯纪，时年四十三岁，福建邵武人，自祖辈起迁居无锡。因无锡有个叫梁溪的地方比较有名，后人又称其为“梁溪先生”。他于政和二年三十岁时登进士第，曾历任尚书考功员外郎、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等职。因有言论忤逆了朝中权贵，被降职为隶属于刑部的比部员外郎。宣和元年京东发大水，他上疏要求追究造成水灾有关官员的行政责任，再次得罪权贵，被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至宣和七年春才被重新调回汴京，任用为太常寺少卿。
太常寺少卿不过是个掌管礼仪祭祀之类事务的从五品闲职，并无参与军政之责。何况李纲方从南方不毛之地回京，又与朝廷大员们素无交往，没有几个人的眼睛能够看得见他。按说就是局势再紧张再严峻，也还轮不到他站出来说话。可他就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而且还胆大包天地提出了请皇帝禅位的主张。之所以然，是与他这个人的秉性和抱负分不开的。
李纲这个人的秉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敢于仗义执言，不善奉承巴结。他的几次遭贬，都与这个耿直的秉性有关。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个倒霉的源头，但一个人的秉性是天生的，想改也难。即使勉强装出另一副嘴脸，是装不像也装不长的，一到关键时刻，还得露出原形。他自幼立下的抱负，则是建功立业青史垂名。他是饱读诗书的，一生中写下过不少文赋诗词，但他的主要兴趣不在这方面，文采也难入一流之列。他的兴趣主要就在于研究治国方略，即使身居卑位，也对国家大事至为关注，时时思考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欲参与朝政大计的讨论制定，是非把官做到相当一级的高位不可的，所以他对仕途的升迁，自然也就比较重视。
像李纲这样的人，说起来是既适合从政，又不适合从政。说他适合从政，是因为他确有忧国忧民的品质及相当的行政能力；说他不适合从政，则是因为他太不擅长玩官场游戏。在任何一个朝代，从政者如果仅有出众的才干，而没有纯熟的马屁技巧，以及与上下左右狼狈为奸的关系和手段，总是难得官运亨通。而这些恰恰是李纲的弱项。所以说，李纲的秉性与他的抱负，是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其结果便是既成就了他一生中的片刻辉煌，也注定了他终难尽遂夙愿。
塞北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面对这百年未遇的严重危机，汴京城里的每个人都大为惶然，都不能不考虑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许多百姓已经纷纷拉家带口投奔他乡，一些官员也在做着随时逃离京城的准备。有的官员甚至不待上司批准，就已带着家眷擅自弃官而去。
李纲这些天来也考虑了许多，不过他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全身自保，如何寻找借口离开汴京。他的家眷不在汴京，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脱身而去是比较方便的，但他压根没动这个念头。他这个人在内心里是多少有点自负的，越是在众人惶然之时，他越是产生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在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下，他的思考便只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那便是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挽狂澜于既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