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明显对因塞尔的观点有同感的年轻生物学家正在挑战以下流行的观点：大部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特征，不管是跨物种保留下来的还是某个物种自身隔代保留下来的，都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并服务于内含适应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３３］确实，因为生育力并非必然与是否适应某个环境相关，一些生物学家因此提出，适应性应该被定义为繁殖更多后代的潜在能力，而不是其实际的生育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改变了适应性的意义。
此外，自然选择只是在界定一个物种的特性演变中起调节作用的一个过程，突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重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启动子（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强化因子（ｅｎｈａｎｃｅｒｓ）的基因调控（ｇｅｎ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和遗传漂变（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ｒｉｆｔ），这些也同样是有影响力的因素，但都不能保证某个物种保留下来的各种特征都有助于它的适应性。人类的遗传变异主要归因于某些基因的差异，这是一些控制着少数为蛋白质和遗传漂变负责的基因表达（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基因。后一机制减少了某个种群的基因组的可变性，并常常导致较不适应（ｌｅｓｓｆｉｔ）的有机体的产生。［３４］加拉帕戈斯群岛（ＧａｌｐａｇｏｓＩｓｌａｎｄｓ）的一个岛屿上生活着两种雀类（ｆｉｎｃｈ），该地域环境的种种不可预知的变化是造成其身体和喙的大小的原因，其变化方式是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不可能预见的。［３５］一个人决定为了追求事业或接受教育而不生孩子、把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交给他将永远不会再见面的陌生人、坚决主张忠于朋友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命令或信仰上帝，这些行为都既不愚蠢也并非不合逻辑。没有上大学的美国人比大学毕业生更可能信教，后者通常都有较高的收入和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一个财富和职业地位已成为美德的首要标志的社会中，人们的宗教信仰可能服务于某种心理上的治疗功能。宗教信仰能促进年老妇女（特别是寡妇）的健康，并防止自杀、抑郁和社会焦虑（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３６］一星期参加一次宗教仪式的７０至８０岁之间的妇女，与那些很少参加宗教仪式的妇女相比，身体肥胖的较少，生理受损的迹象（ｓｉｇｎｓｏｆａ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也较少。［３７］
精神信念
带来的乐善好施的心理和生理结果，是许多进化中变化的组成成分，这些变化还使物理学家得以估计宇宙的年龄。
人类的道德感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发明，而是种种遗传的生物倾向性（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ｉｅｓ）集聚的结果，这在所有其他动物中都是没有的。只有人类有一种被痰、粪便、污垢、老鼠或蟑螂“污染”的恐惧。黑猩猩避开那些不熟悉的或有不愉快的气息的物体，但它们不会对这些现象加上“玷污”或“污染”的符号评价（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甚至一个从生下来就失明的人也会养成憎恶蜘蛛的习惯，一旦有人告诉他蜘蛛是肮脏的。［３８］人类的幼儿很像黑猩猩，但到５岁时一些孩子已变得非常关心事件（ｅｖｅｎｔｓ）的正确性。这些孩子很可能拥有他们自己喜爱的玩具，将它们按照自己喜爱的顺序排列在架子上，或要求睡前一系列活动的结果保留下来。他们的父母视其为完美主义者（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他们中许多人到成年时依然担心被玷污。全神贯注于是否正确、是否被污染，这是我们的物种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家庭交往的第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