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门自然科学的前提是公众产生怀疑的第三个原因，因为一些前提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直觉知识或道德信念不一致。三个有重大影响的假定是：（１）没有一种科学解释是永远真实的（ｔｒｕｅ），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会对所有关于自然界的解释都持怀疑态度；（２）所有的现象都是一系列物质过程的最后产物，都可以通过合理但不一定完美的自信来预测；（３）在自然现象中不存在伦理价值，所以重新表述著名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Ａｙａｌａ）的话，就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自然现象中，就人类的价值观或生存的意义总结出任何东西。２０世纪的生物学家加上了第四个前提，他们声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每种动物来说，主要的驱动力是使有机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的适应性最大化。这一假定意味着每个人都被编入他（或她）的生物学程序，在考虑他人的福利之前，都优先考虑采取有关增加生殖潜力及自己和自己亲人的健康的行动。
没有永恒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假定所固有的怀疑主义，是为什么欧洲科学家们自１４世纪以来，比阿拉伯诸国和中国的同行能取得更引人注目的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后两个社会曾在数学、天文学和光学方面作出重要发现，但它们的社会结构更强调等级制度、更加集中、更加抵制把自主权授予它们的公共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很难想象开普勒或伽利略能从这些文化环境中产生。关于自然界由原子构成的观点、对理性的赞美、政教分离、基督教对个人良心的强调及欧洲各大学享有的自主，这些特点的结合使得西方有能力在各门自然科学上超越它的邻居们。
决定论
物质决定论的前提还产生了一种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不安的气氛。公民们还听说，所有作为心理现象根源的大脑活动是受合乎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法则所支配的。这就表明每一个人的行为、感情和观念都是被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继承下来的生物特性和永久贮备在他的大脑突触（ｓｙｎａｐｓｅｓ）中的各种经验结果。这里的含义是，每个人的选择严重地受到个人不可能控制的那些过程的影响。弗洛伊德赞赏这种见解，他坚持每一个行动———不管是无意中说漏了嘴，还是不经意地玩弄一个结婚戒指———都是由无意识的愿望造成的，这种愿望只有通过仔细分析才能显示出来。然而，该原则猛烈地冲击着以下强有力的主观信念：每个人确实自己在决定着是否站起来或坐下，是继续工作还是停下来休息，是考虑吃饭的事情还是晚上的娱乐活动。我们保留着某些选择自由，这一固执的直觉知识能解释为什么Ｂ．Ｆ．斯金纳（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在１９７１年时受到罕见的、敌对的袭击，因为这一年他写了《超越自由与尊严》（犅犲狔狅狀犱犉狉犲犲犱狅犿犪狀犱Ｄｉｇｎｉｔｙ）这本书，他挑战人的能动性的有效性和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感觉，即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确实拥有控制我们自己决定做什么、相信什么或希望什么的表象。［８］观察各种生物过程如何影响心理功能的一种更精确的方法，是把生物过程看成缩小或限制着心理结果可能出现的范围的力量，但不是决定各种心理结果的出现的力量。两个Ｘ染色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的存在，对婴儿生殖器官的结构施加了某种严格的限制。然而，胎儿中循环皮质醇的高水平（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ｔｉｓｏｌ），或继承某个影响大脑的神经化学（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的基因，对婴儿性状的限制性要小得多，并允许相当多的物理和心理特性的形成，因为在每个基因的表达过程中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预知性。一个与某种心理特征相关的、影响脑状态的基因，很少引起１０％以上的心理特征的变异。
大脑的测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受三种不同情况的影响：感觉输入（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ｎｐｕｔ，常常称为自下而上的影响［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思想（从上而下的影响）和既不被意识所察觉也不为思想所驱使的新陈代谢的或生理上的变化。品尝一种甜味的食品、对某种渴望得到的经历的预期、一种高热量但缺乏味道的食品的摄取，这些行为在各个选中的脑区都可能伴随着多巴胺（ｄｏｐａｍｉｎｅ）①的增加。但科学家所记录的只是这些脑区中多巴胺的水准，他们不可能知道多巴胺水准较高的原因，也不能预测可能发生的行为。［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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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巴胺是一种治疗脑部神经疾病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