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学科的内容与选择这种学科作为其一生追求的人的类型分开是困难的。选择社会学或艺术史的年轻人，很可能不会从事分子生物学或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当１９５０年后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的时候，大学里那些喜爱数学但又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对正规数学作出独创性贡献的资深老师，常常选择经济学，因为这个领域为他们使用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可能性，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理解各国的经济极其感兴趣。
在科学家中至少可能发现四种不同的动机类型，当然，所有这四种类型的科学家都怀有对自然界的某个方面的好奇心。类似的范畴也可能在其他职业中找到。在对技术过分苛求的各门自然科学中，最流行的类型试图通过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来展示他（或她）智力上的潜力，这个问题要么是同事们视为理论上十分重要的问题，要么是技术上要求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各个答案看起来要明确无误。问题的特定内容常常与解决问题的愿望不相干，因为科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展示一个人拥有某种值得尊敬的智力。这就是为什么在２０世纪初许多曾作出重要发现的物理学家在读了埃尔温·施罗丁格（ＥｒｗｉｎＳｃｈｒｏｄｉｎｇｅｒ）的书《什么是生活？》（犠犺犪狋犐狊犔犻犳犲）后，放弃他们原先的领域而转向生物学的原因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ｒｉｃｋ）的导师佩鲁茨（Ｍ．Ｆ．Ｐｅｒｕｔｚ）是该群体的一个成员。
施罗丁格认为，在生物学中作出某种杰出发现的可能性比在物理学中更大，这种见解说服了许多物理学家。研究更简单的而不是更复杂的形式（ｆｏｒｍｓ），能更容易达到这种目标。所以，许多生物学家研究细菌和果蝇，而不是研究猴子和人类；许多对人类的种种认知能力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编写模拟感知和推理的计算机程序，但不包括各种知觉表征（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或情绪，因为很难把这些过程并入只包含各种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的陈述中。克里斯蒂安娜·尼斯莱因福尔哈德（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ＮｕｓｓｌｅｉｎＶｏｌｈａｒｄ）因在胚胎发育上的研究成就而获诺贝尔奖，起初她因为对物理现象感兴趣而选择了物理学。但她发现数学过于费力，她的好奇心转向生物学，大概因为她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
因此，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像王牌猎人（ｂｉｇｇａｍｅｈｕｎｔｅｒｓ）一样，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追踪和杀死某些难以发现的动物，但常常并不关心猎物是一只雪豹、狮子或老虎。欢乐来自于使用自己的技巧和精力来解决某个难题或任何难题，并保证得出一个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模糊性的答案。查尔斯·达尔文不知道他在“贝格尔号”（犅犲犪犵犾犲）上的航行将会有什么发现，他在自传中说到他的主要抱负，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中有一个公平的位置”。［４４］达尔文可能曾觉得如果呆在家里他也会同样感到满足，因为通过钻研档案中的证据能发现大陆漂移。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生物化学家阿尔贝特·圣乔尔吉（ＡｌｂｅｒｔＳｚｅｎｔＧｙｒｇｉ）在谈及他对任何征求他的忠告的学生的一席话时，实际上宣布了猎人的信条。他说学生们“到我这里来说他们希望成为对人类有用的人，希望加入研究队伍以便减轻人类所受的痛苦；我忠告他们应该加入的是慈善团体。研究工作需要真正的自我主义者，他们寻求……在解决自然界各种难题时的快乐”。［４５］第二种类型，更经常地存在于社会科学家中，其特征是深入理解某一类特定现象的愿望，不管这是幼儿的或者大猩猩的行为，是犯罪、精神分裂症（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或是种族主义的原因。这些学者充满热情地关注特定的研究目标，如果仅仅因为该问题太复杂，得出的解释含糊不清而被迫放弃这个把他们吸引到科学领域来的问题，他们就会感到不高兴。这些科学家像忠实的鸟类观察员，他们对特定的、自己正在追踪的动物充满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已故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竟然放弃文化研究而转向分子生物学，还有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ｕｌｉｕｓＷｉｌｓｏｎ）也放弃对少数族群（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研究转而研究大脑，这是很难想象的。对待模糊性的态度———这在童年时期就很明显———把这两类学者区分开来。猎人型的学者避免模糊性，或从更积极的方面讲，是从预示着确定性的解决办法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鸟类观察员更能容忍模糊性，因为他们的快乐来自观察和沉思某一类非常特殊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