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终极理想，可能是帝王师。
但是这老师头脑一片混乱。变法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他弟弟康广仁评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变法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康的回答是：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而且他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过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己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动员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至于忠君爱国，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称其师“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他自己也难躲此路数，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但是等同仁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自己首先往打折里估算：“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所以梁启超担心：“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
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