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1917年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我猜，毛泽东灵活运用了他的老乡的观点，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思想给湘军编制的《爱民歌》，堪称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不信我们看看曾氏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曾氏就这么厉害，更厉害的是他的理学修养与禅定功夫，梨虽无主，吾心有主；门上无锁，吾心有锁。
太平天国失败后，他的湘派人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手下有人甚至他的弟弟也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他愣是给拦住了。他解散湘军，动员家眷回家立业，自己也想卷铺盖回家，但是清政府不许。后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运气不好，任上发生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人民的眼睛向来没有雪亮过。文化与体制双管齐下，人民岂止是眼睛，脑子都是一团浆糊。既是浆糊，当然容易搅和，谣言一传，神州感染，群情激愤，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24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10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我们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是：中国斩首16人，判刑29人，赔偿损失49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