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告别“先富”走向“共富”
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面对中国数十年来的平均主义，多次表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路，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以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为主轴，取得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其实邓小平在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时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早在1981年12月会见国际友人时，邓小平就说：现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们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
倡导“共同富裕”与之相呼应的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已在神州大地拉开序幕。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下开始迈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继续讲改革开放，讲解放思想，1月19日到深圳发表讲话：“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在此前后，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被称作为中国改革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才有了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十七大前后，胡锦涛多次强调解放思想，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再提解放思想；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并将解放思想作为整个大会主题的一部分；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及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胡锦涛都高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迎向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解放思想”赋予的新战略内涵
时代的新变革，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如上所述，新时代“解放思想”的内涵已超越了对具体思想观念和运行模式的突破，开始转向对习惯性思维模式、思维定势及经验模式的突破。这应该说是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突破，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再造，更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实现的必要精神条件和思想保证。
（1）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尽管社会运作模式不同，历史发展任务相异，成果都很突出与鲜明，但从思想方法看都有一共同特征：将时代任务“单一化”，即讲政治，就出现“泛政治化”现象，用政治标准衡量和决定一切；抓经济，则也导致“泛经济化”特征的发生，甚至将GDP作为判定社会进步的“唯一准则”。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发生，虽有多种原因，但不可否认思维模式层面表现出的深度“两极对立化”倾向，非此即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立场，可行为模式却往往表现出“极端化”取向？排除制度原因，从精神结构层面分析，主要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作祟。因此，在开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必须排除和突破此思维模式的制约。“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须在发展中兼顾各方利益，寻求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社会和谐”则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谐”本身就必须顾及社会各层面的利益选择和价值追求，而不能以单一的任务作为社会追求的唯一目标。
“和谐”的标准与“革命”与“改革”时所具有的明确社会任务不同，其对“文化精神结构”的要求更有着“宽厚与包容”多元文化和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因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与中国前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精神架构”，以形成符合与适应“和谐”要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此意义上看，今天“解放思想”的任务更为深远和艰难，它已与中国文化的重构、重塑任务相重叠。
（2）摆脱“解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任何国家和政党，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建构指导其社会发展的“国家意识形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或“解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倾向。综观1949年以来中国的两个发展时代，受“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或在“政治高于一切”的背景中形成强烈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国家意识形态”取代整个社会文化，“九九归一”式地将“意识形态”等同“社会文化”，把本应“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发展单纯归结为在“意识形态”严控下的一元文化；或在“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出现全面“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向，以重商主义价值观形成对经济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以至在社会逐渐“世俗化”过程中，出现“文化沙漠化”倾向，抹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作用，导致社会主流价值的严重缺失。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意识形态”态度，明显表露出市场化时代追求“自由经济”泛化出的文化特征。
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社会阶层与多元利益的“和谐”外，更重要的是形成凝结整个社会共同奋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它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渗透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基本价值导向，在重塑社会主流价值信念的同时，重构民族内在的赋有时代特征的道德精神文化。使以往习惯性的依托纯“意识形态”的视野干预和主导文化建设的“极端思维定式”，或以全面“解构意识形态”为由抛弃“社会主流价值”建设的倾向，转向以社会文化价值为基本导向并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适应和相互关照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3）克服改革中形成的习惯性“经验模式”的困扰。应该说，改革近30年来，无论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与干部，乃至整个社会都已形成了一套习惯性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并且前期也已多次证明这套“经验模式”对中国的改革与建设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任何“经验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因此，思想也必须相应地有所突破，从经验主义的思想窠臼中摆脱出来，尤其是从既有的“改革模式”中自觉地超越出来，新发展观的形成本身就是对原有发展模式及观念的突破与创新，因此，对今天新一轮改革发展而言，“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对“经验模式”的超越，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冲击，导致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口受阻，需求萎缩，企业倒闭，通货紧缩，经济波动等更从危机的角度提示中国：发展必须科学，发展必须惠及大众，发展必须立足自力更生，发展必须走集约和节约的道路等。而这一切都需要超越前30年改革的模式，也正是基于此意义，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另辟蹊径，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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