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榜”引发的“安全难题”
尽管遭受中国富豪们的集体抵制，2003年末的中国百大“富豪榜”仍如期推出。不过，中国诸多富豪对“上榜”已不再热衷。原因很简单，近年上榜的中国富豪纷纷遭遇不测，从中国首富牟其中被控信用证诈骗开始，刘晓庆因偷逃税被捕、杨斌被判刑、周正毅被捕、仰融出走以及接连发生的富豪被杀事件，令富豪们对上榜产生恐惧。有人甚至惊呼，富豪榜几乎成了“死亡通缉令”。
富豪的安全不完全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中国司法制度对富豪的保护在传统的影响下依然显得软弱乏力。20年前，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时，中国新一代富豪开始出现，而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文化、法制的转变却远远跟不上财富的增长速度，对富人的“资产阶级”的传统标签并没有完全撕去，保护富者相应的法制及社会环境也没有形成。这令中国富豪的安全问题成为隐忧。因此，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身安全、名誉安全、政治安全、婚姻安全等各项安全问题，已迫不及待地摆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财产安全--“红帽子”搅浑了产权关系。中国的私有经济是在国有经济的土壤里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难免带有与国有经济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特征，尤其是转型期间的中国，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还缺乏完备的法律支撑。
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戴上国有的帽子。企业愈做愈大，头顶的“红帽子”戴了多年却一直摘不下来，而那顶“帽子”的所有者们试图改变其民营的性质。
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感，透过中国大量的资本外逃表露无遗。一项统计表明，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到国外。权威人士估计，其中以民营企业所有者为主体的富人的私人资本不在少数，他们多数是将钱存在外国银行而不是去投资。
人身安全--财富引来杀身之祸。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著名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家乡山西运城遭枪杀身亡。2月12日，温州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歹徒刺杀身亡。39岁的刘建日是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董事长，也是山西省省长特邀联络员。据刘向有关部门举报，从2002年2月开始，大同黑社会恶势力在向他收取保护费遭到拒绝后，多次扬言要灭他全家，并且经常半夜给他打恐吓电话，勒索金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去年7月，刘建日携家人扫墓返家，途中突遭树林中蹿出的30多人袭击。刘在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才得以逃脱。
名誉安全--“出名”招引责难之声。因为财富增加使私营业主相应在所在地区或全国小有名气，社会的关注度也引来一些负面的责难，有些民营企业家因此由公众人物而变成负面人物。
因偷逃税而遭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批捕的刘晓庆，状告光明日报出版社侵犯其名誉权。在起诉书中，原告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作者署名王建中的长篇纪实文学《我把刘晓庆送上法庭》一书，使用了大量污辱性语言，仅在该书目录中，“刘晓庆实在过分的贪婪”、“虚报年龄”等语言，就已经严重损毁了原告的人格和名誉。刘晓庆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登载向原告赔礼道歉的文章，同时赔偿当事人因此诉讼造成的经济损失400万元及精神抚慰金80万元人民币。
政治安全--“参政议政”有名无实的地位。事实上，中国富豪在保障自身的人身、财产、名誉等安全时，政治安全问题更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官方新华社表述：“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在过去的5年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名，担任县以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32000多名。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虽然民营企业家走上领导岗位时有所闻，但是，民营企业家距离真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发出自己声音的目标尚远。
2004年初，被关押逾5个月的中国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获释，他经常就农村问题发表大胆言论，并自办网站展开讨论，2003年7月被河北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正式拘捕。广东报纸以“孙大午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披露内情。孙以富豪之身却不愿攀附豪门、权贵，而喜欢与学者名流交往。他富甲一方，却把目光投向了问题丛生、危机四伏的“三农”问题。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讲坛上，他讲的是“第一共和国”与“第二共和国”、农村的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发展的困境等，可能因此开罪有关当局。此案在大陆引起很大争议，北京知识界及工商界不少知名人士都为孙大午鸣不平。孙大午的命运一边倒地受到舆论的广泛同情，也点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真实的政治地位。
婚姻安全--“独身”免遭分家之忧。富人的不安全感还来自婚姻和家庭。有调查显示，有的富人已届不惑之年仍不结婚，因为太多的事例告诉他们，一旦婚姻破裂，自己一半的财产将可能被对方分割。自然还有富豪们本身的原因，包二奶、重婚现象在富豪家庭中亦时有所闻，富豪婚姻家庭的安全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