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社会文化方面看，中国第一历史阶段倡导并形成了支撑共和国政权所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确立了对共产党执政必需的坚定信念。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良好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旧社会曾泛滥成灾的娼妓、赌博、吸毒、抢劫、偷盗及黑社会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迅速灭绝，以政治为先导的革命文化筑就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使初创时期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与党的长期执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但是，在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指导下，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发生了极端化倾向，人们对一切观念、行为所做的价值判断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循着单一的政治标准和“阶级”尺度，并且逐渐形成了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政治功能被无限放大的同时，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多重功能的体现被削弱，直至“文革”使文化成了为实现单纯政治任务而存在的工具。中国第一时代所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一方面为实现巩固政权的政治任务起到了巨大的价值支撑与社会导引作用，另一方面则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事物与事件总是具有两面性，不同的社会目标和时代任务会突出地展示其所需要的方面，而削弱甚至泯灭其他方面，一元化政治领导下的文化不可能具备多元文化发展的环境，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是值得记取和反思的。
再次，为共和国政权的巩固还必须创立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利益机制。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中国曾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从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一系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消费方面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优于当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低收入国家，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要优越。
在第一阶段，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在农村开始普及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在农村还实施了对最穷困人口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措施”。城市国有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还拥有了基础虽差但相对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1949年以前中国的平均寿命仅35岁，至70年代中期已达到65岁。这些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实行，对共和国政权的巩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些巨大社会成果的享用中，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坚定支持，由此筑就了共产党领导所需的坚强而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在“文革”的动乱环境中，人们依然保持着对党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和怀疑过党的领导。但在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得以维护的同时，由计划经济产生的社会日用消费品奇缺的“短缺经济”现象却日益严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显扩大，“国强民穷”的矛盾日显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