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夕，1916年11月陈独秀发表《宪法与孔教》一文，认为孔教、儒家伦理的“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并且感叹：“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重复了90多年前的悲剧，是在未解决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未认识清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阻滞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腐朽的旧文化大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无疑加剧了法治建设的复杂性，我们已没有时间像陈独秀一样去感叹“已觉甚晚”，也不可能放弃现有的立法从头再来，唯有重新扛起“五四”运动大旗，严厉而彻底地批判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可以说没有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新文化的诞生是不可思议的。”而能充当此重任的，只有知识界，法学界要有一批敢于抛弃名利权势、敢冒被批评被冷落风险的法学家勇于打破宗法伦理、等级伦理，敢于漠视亲情，做不和的“恶人”，向一切阻碍法治的旧文化、旧传统开战，为民间百姓起一个示范作用。这样，或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加速法制化的进程，挽回我们已经损失的时间。但目前法学界纯粹为个人名利者太多，以学术为仕途者太多，以和为贵的“好人”太多，愿为法治牺牲个人者太少，“硬骨头”太少。而恰恰在民间，出现了杨剑昌这样的护法英雄，王海这样的民治楷模，这既令法学界欣喜：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法律文化，一种漠视亲情，唯法律至上、正义至上的新文化正在传统文化的母体脱颖而出，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希望；也令我们汗颜：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牺牲精神远不及他们，而且法学界对这种法治文化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学者们乐于不痛不痒的理论诠释，习惯跟着感觉走，跟着形势走。
文化的启蒙与改良需要的首先是批判，批判之外是教育，法学家应当教育大众。“与单纯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被动地服从法律，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现在实行哪些法律、其内容是什么，而是教育民众如何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捍卫法律的尊严，如何主动参与法律的监督，抵制任何置个人意志于法律之上的行为。”“我们的一切精神文明教育要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中心。不要把精神文明主要理解为美德、谦让、廉洁、奉献、安分守己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处呼吁的那样：“让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形成真正的民治，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法律文化，腐败才能根除，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抑制。我们要大力保护和开发杨剑昌现象、王海现象这些珍贵的民治文化资源，全社会应当像学雷锋一样学杨剑昌，学王海。《南方周末》专栏作家鄢烈山称杨剑昌为“我们的国宝”，如果法学界乃至全社会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法治意识已完全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法制社会就离我们为期不远了。
最后，我们应当加大还权于民的力度。法治就是民治，就是人民主治，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国家行使过多过宽的权利，束缚了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由精神。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计划变规划，机构精简、新闻的相对开放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公平、自由、正义和契约精神的发育。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将一切原本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返还于民，让每一个人成为享有充分权利和自由的法治社会公民。
法治启蒙与文化改良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只能作简陋的构思，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