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
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
太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
太宗看过之后，对玄龄说道：“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何必写的那么隐晦呢。令史官如实写就是了。”
玄龄赶忙领旨。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国史，将夺权说得合情合理。虽然身为宰相，房玄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作为太宗的属下，他这个管家选择了忠于主人的立场。情有些时候是会战胜理的。
可是有时候，太了解反倒令房玄龄帮不上太宗的忙了。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以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太宗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还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时朝中分为两派，各有所支持，但房玄龄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态。不是因为房玄龄明哲保身，而是因为他十分矛盾。房玄龄明白太宗喜欢魏王泰，可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势发展对晋王治有利，太宗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因为对太宗，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太了解，房玄龄才陷入了和太宗一样的矛盾中。他觉得劝太宗立谁都会增加太宗的困扰，所以干脆不发言。也许当时，真的能不怀个人目的、而又能同情、理解太宗的，也就只有房玄龄一个人了。
而太宗以及他的家人也同样不只是将房玄龄看作一个大臣。
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生病，久治不愈。
太子承乾很是担忧母亲的身体，一日侍奉之际，偷偷建议：“母后，不如奏请父皇赦免一些罪犯或者度人入道，积些功德，也许母后的病会好转。”
“万万不可。”长孙皇后听了坚决不同意，“生死有命，非人力可以挽回。如果为善有用，我平日也不是为恶之人；如果无用，那又何必？赦免罪犯乃是国家大事，佛、道也是关系到国家政体的。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坏了国法？此念不可对你父皇提起，知道了吗？”
太子含泪点了点头。可是他还是不忍母后受到病痛的折磨，于是专门找到了房玄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房玄龄明白太子的心意，于是将此意转达给了太宗。
太宗听了也很是悲痛，对房玄龄说：“皇后为朕操劳太多了啊，朕对她关心太少了。可怜承乾这孩子有这个孝心，他的建议也不是不可行啊。”
后来因为皇后的坚持，太宗没有接受承乾的意见，但此举却是发人深思的。
太子将这等家事告诉房玄龄，自然就是没有把他当成外人。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这位管家反倒比严厉的父皇更亲切。所以他不敢告诉太宗却告诉了房玄龄。而太宗对房玄龄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也没有异议，丝毫不觉得这是介入了他们的家事，可见他们一家对于房玄龄的感情是多么特殊。
当年的六月，皇后病危。
在立政殿中，太宗拉着奄奄一息的长孙皇后那瘦弱的手，泣不成声，他这位妻子，实在为自己付出太多太多。
“陛下不要太伤心了，人总有一死。”皇后已经气若游丝。
“朕以为还有许多日子能与你一起，谁知老天如此待我们。”太宗真的很后悔，没有多照顾自己的爱妻。
“臣妾还有事想跟陛下说。”长孙皇后挣扎着想起来。
太宗轻轻扶起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房玄龄……在陛下身边最久，各种密谋，他全参与其中……可是，此人没有泄露半点秘密……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希望……希望陛下不要弃之不用。”说了几句话，皇后就已经体力不支。
太宗明白，是皇后知道他因为一点小过错把房玄龄打发回家了，才说出这番话来。
“朕知道了，听你的，马上派人召他回朝。你什么时候能想想自己啊，朕的皇后！”太宗再忍不住眼中的泪水，他发现怀中的人竟是那样的轻，仿佛没有了重量一般。
长孙微微一笑，她多么遗憾不能陪伴自己的爱人到最后，不能再为他尽一份力：“玄龄不是外人，陛下也知道的啊。”
太宗当然知道，即使没有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房玄龄是除了皇后之外，为自己想得最多的人，正因为如此，太宗一直都很重用他。
房玄龄几次上表请求退休，不再当宰相了，太宗都没有同意。并且还对房玄龄说：“国家及朕都依赖爱卿，一旦卿突然离职，就让朕感到好像失掉了左右手一样。只要爱卿的身体还可以，就不要再说去职离任的事了。”太宗将房玄龄比做自己的左右手，而将魏徵比做自己的镜子，真可谓是精辟的论断。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早太宗一年去世。在陪伴了太宗三十二年之后，房玄龄永远地离开了，享年七十岁。在他去世之前，还上表进谏，劝太宗不要出兵征讨高丽，其为国为主，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生，可以说是：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名留青史，得遇知己之主，又逢共事之友。他们共同努力，辅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并最终完成了自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制度变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