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向李世民建议说，如果不采取宽大的政策，使人们真正安心，河北还要闹出乱子的。于是世民派魏徵去河北安抚，准他便宜行事。魏徵在路上正好遇到被当地州县解送进京的建成党羽、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他当机立断，释放了他们，从而解除了建成党羽的顾虑，安定了河北。世民对此十分高兴，也更加欣赏魏徵了。从此李世民与魏徵结下了一生的君臣之谊。
2、忠臣与良臣的选择
魏徵是贞观一朝谏诤之臣的代言人。扮演这种角色，不仅与魏徵本人的性格有关，更是由他以前的复杂经历决定的。从魏徵的经历来看，他从隋末至此，已经历仕几主，并不是李世民的“原班人马”，根本不能算一个忠臣。若他想以“忠”事太宗而获令名，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魏徵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立身处世方式，即以太宗客卿的身份，来辅佐他成就一番功业。用魏徵自己的话说，就是尽量做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
贞观元年（627）的时候，有人告魏徵，说他结党营私。太宗就命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证此事，证明是告者所言不实。但温彦博却说，魏徵虽然没有结党营私，但既然有人告发他，也肯定是他的行为有所不妥。就连他和陛下说话的口气和神态，也总是让人觉得看不惯。这虽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但也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于是太宗令温彦博转告魏徵说：“爱卿向朕进谏数百条，对国家贡献很大。怎么因为这点小事，便损害了自己的美名呢。自今以后，言行举止要注意一些啊。”也许太宗心里还是对魏徵存有戒备，尤其是像他这样个性很强的人，别人看不惯他，他自然也有许多人是看不惯的，结党的可能性也就存在。
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徵：“这几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合适的事啊？”魏徵答：“前几日陛下令温彦博告诉微臣要多注意言行举止，此话就大大不是。臣听说君臣本为一体，可没听过不问是否出于公道，而只在乎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上下，都以此为原则，只注重外在的形迹而不关心作为臣下应该坚持的根本原则，那国家是兴是衰，就很难说了啊！”
实际上，在一个过于看重人际关系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往往容易为了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而收敛自己的形迹，隐藏自己的个性，甚至不顾原则而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和稀泥的老好人，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的人，以及总有耐心听这些废话而不管事情实际效果的人，凡此等等，都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如鱼得水，稳步升迁。而一些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敢于表现自己真性情的人，得到的评价往往是非常具有争议的，甚至完全是负面的。
魏徵最担心的就是朝野内外都为了取悦皇上以及互相取悦而唯唯诺诺、蝇营狗苟。这样的话，国家就只会走向衰亡，根本不可能拥有活力与朝气。他的性格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他就是要做那直言的臣子，让自己放出不一样的光芒。魏徵是幸运的，因为太宗具有非凡的容量，他自信、大度，能够容得下魏徵这样个性鲜明的大臣。如果没有太宗，魏徵的命运将会如何，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太宗听完魏徵的一席话后，正色道：“说过那些话之后，朕也觉得后悔。爱卿不要介意，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啊。”
魏徵于是起身拜了两拜，然后说：“臣此身已经交付给国家，必将直言不讳，不敢有所欺隐。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太宗问：“忠、良有差异吗？”
魏徵曰：“良臣不仅可以自身获得美名，还能使君主受到万世景仰。自己的子孙世代相传，享受荣华，福禄无疆。而忠臣却不仅令自己和家人死于非命，还令君主背上杀直臣的恶名，家国并丧。单单有个好名声而已。以此对比而言，相差实在太远了。”
太宗领会了魏徵的意思，点点头说道：“爱卿不要违背今日的话，朕一定不忘为国家社稷大计着想。”之后赐给魏徵二百匹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