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一直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或者说自我应变能力。这是中国社会成为世界上唯一5 000年历史不曾中断的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现在，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1）它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2）它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3）它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1. 共同目标的坚定性。自邓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坚定不移的根本目标。
根本目标的重要性，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于它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的来源。一个有坚定正确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一个前景光明的社会。而一个根本目标失范的社会，即多数社会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这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这是失范的第一阶段，因为这种失范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绝不能听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恶性膨胀，因为这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演变为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根本目标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十七大报告这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2）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 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的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红色资本家，“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觉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
就第二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七大报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从而同样明确无误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方向。
如果说，第一方面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开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强调的是它的创新性。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发展初始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重要，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则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在不断制度创新中持续成长壮大的新型社会主义。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绩，这表明它是一种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勇气的。
2. 动员能力的可持续性。执政党的动员能力，是它的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社会动员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的两弹研制、卫星上天、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中显示出来，当前在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又集中地表现出来，更不要说在建国前、建国初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了。当然要正确发挥这种优越性，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精神，在实施过程中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把宝贵的力量真正用到刀刃上，防止有些地方对它的误用滥用，防止以它为借口，来搞不切实际、做做样子的形象工程之类劳民伤民的事情。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它可以应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困难、风险，表明自己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谁对此估计不足，谁就会在中国问题上留下“测不准”的记录。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被重点用来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工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今，这两大工程正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各地是在把资源和力量用于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但绝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3. 党的领导的无可替代性。在近来的社区调查中，我和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要在陌生人的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关键是要找到能够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找到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从各地的经验看，这个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正是他们的工作，把陌生人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整合起来。各地的调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研究社区建设如果看不到以党建带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在基层起到这样的整合作用。在对北京建外街道这个最典型的陌生人的世界的考察中，我们深切感到，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第二，全国社区运转模式都离不开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 在中国，社区运转模式通常有“1+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2+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 +社区志愿者大联盟）、“1+3”（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甚至还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会。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有“1”，它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同时，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社区资源动员、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等等，都离不开基层组织。《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也反映了这一点：“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
第三，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基层军事基础，那么现在，支部建在社区，则是保证社区建设成功的基层社会基础。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之一。各地以党建带社建，为这一点提供了新的例证。当然，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如何结合得好，仍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例如，支部领导如何改进，居民自治如何推进，两者的结合方式如何创新，等等，不是都解决了。各地的实践本身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不论是“进步代价反差鲜明”，还是“治理管理难度很大”，不论是“自我调适能力极强”，还是“沿着既定目标前进”，都这样那样地反映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这样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为客体、为服务对象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水之源、木之本。只有与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并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加以认真探索，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才能实现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