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对此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反应：肯定、羡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种种所谓“中国威胁论”；同样，代价是如此沉重——对此国际社会也作出了种种反应：有善意提出改进办法纠正措施的，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恶意利用于妖魔化中国，更有人以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罗荣渠先生一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大势所趋——个学者的看法》的讲演。在和一些人士交谈中，当我说到“五年后，中国会如何发展……”，不等我说完，就有一位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还要等五年，两年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加上美国的制裁，中国这条大船无可挽回地要下沉，两年就要沉没。那时很多美国人是这样估计中国的前景的。但时至今日，中国这条大船不仅没有沉没，反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航程中，前进得更好。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社会沉没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国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人的论调沉没了。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得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前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曾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
在社会学领域，对中国前景、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为了论证这一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有人把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称为“第二次大转变”，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有人则把“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一个“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致力于对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也有人致力于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更直接的讨论，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的解释。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上市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三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通过这些，他们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似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不仅如此，“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还渗透到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这不仅把“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其中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人的颠覆性、否定性的思维定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对青年学子的祸害。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动向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上述观点和宣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预期：似乎中国社会转型真会沿着他们设想的资本主义轨道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现实，不论是自上到下，还是自下到上的现实，都使新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两方面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不断地看走了眼。关于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为了叙述的方便，放到下一节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