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希望呢?(2)

“为什么不易呢?”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干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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