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