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