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对预防性攻击战略情有独钟。与外围国家相比，它们拥有极其不对称的巨大实力，但是，它们仍然怀疑自己的帝国是脆弱的，担心受到不守规矩的外围国家的攻击。因此，它们不断地采取预防性攻击战略，以防患于未然，阻止外围危险因素扩散到帝国中心。
这种存在于帝国之中的共性，被斯奈德教授称作“帝国之谜”。举一个德国的例子。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因为预判俄国要进行对己不利持久战，德国冒险对俄国发动了闪电战。
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普鲁士帝国时期的俾斯麦，是预防性攻击战略的反向操作者。俾斯麦经常采用的战术是，让敌人陷入预防性攻击的麻烦，并最终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美国总统老布什也曾经反向操作这种战略。在萨达姆攻击科威特之后，他获得了主动权。这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联军获得更多支持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儿子——热衷于正向操作这种战略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没有他那么幸运。
正是在小布什主政美国的8年时间里，预防性攻击战略被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学界概括美国在这段时期的外交战略时，会使用另外一个词汇，即新保守主义。这种新保守主义主要体现在外交事务上，其特点是，支持用干涉主义方式捍卫国家利益。而有小布什特色的新保守主义，又被学界冠名为“布什主义”。斯奈德教授指出，正是因为小布什政府的无能，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决策方式，才导致美国的过度扩张。
讲到美国的预防性攻击战略，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
1946年2月22日，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副大使的凯南，在向华盛顿发出的8000字长电报中提出，苏联天生就是扩张主义者，所以美国不得不在至关重要的战略领域对苏联进行“遏制”。1947年，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再度对此进行强调。
1948年2月24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的凯南，还写了一份题为《评估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趋势》的报告，也就是著名的“PPS23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写道：
我们的人口仅占世界的6 3%，拥有的财富约占世界的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真正任务是，设计某种国际关系，让我们能保持这种“不对等”，而不至于损害国家的安全……我们没必要欺骗自己，对我们来说，利他主义和恩泽世界都是奢侈品。
凯南在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主张，后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保持人口与财富之间的这种“不对等”，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维护占美国总人口的20％、却拥有美国总财富的80％的富人的利益，成为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制定和执行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也正是为了保持这种“不对等”，或者担心这种“不对等”受到威胁，比如，在冷战期间担心受到苏联的威胁，冷战后担心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等，或者为了扩大这种“不对等”，美国才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扩张。
当然，预防性攻击战略不仅可以保持这种财富上的“不对等”，它还可以直接提供创造或实现财富的机会。
比如，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超过150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合同。这些合同的总价值超过500亿美元。其中，世界最大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获得了超过120亿美元的合同。这是获得合同价值最高的公司。而美国副总统切尼曾担任过这个公司的CEO。实际上，主张美利坚帝国进行扩张的，正是这些从帝国扩张中获益的公司或个人。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J Bacevich）曾在论著中总结道，正是为了维持并扩大其海外战略利益，1945-2003年，美国曾发起15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年均军事预算，比冷战期间还要高出1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