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宗教和人文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有意建构传播者（通常是莫斯卡所谓统治阶级）和被传播者（通常是莫斯卡所谓被统治阶级）在血缘、神缘、文化、道德、性格、习惯、智商、才能等等方面的差距，将被传播者置于劣势和卑贱的地位，乃是为了为自己的宗教传播和人文文化传播制造传播的理由，也就是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依据。
某个小圈子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价值是普世价值，这恰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点小奥秘。只有像中国五四时贤这样的精神崩溃的群体，才如此缺乏判断力，竟然看不透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奥秘。
七
鲁迅时代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小圈子对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在西方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跟历史上所有的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和批判都没有区别。
仅有的区别在于，鲁迅时代正处于“西方化”的过程之中，支配中国社会的力量不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国外，国外侵略势力对于中国的批判不仅仅针对某个底层群体，而是针对中国的所有国民，因为在西方霸权格局中，中国作为弱国整体上处于底层，所以，鲁迅时代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第一次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名字虽有变化，但是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权力关系，一点也没变化。
某种程度可以说，对于底层群体即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是所有人文文化的共性。就此而言，国民性批判是每一种人文文化天然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底层群体接受任何一个小圈子的人文文化，都必须完成对该文化中对自己进行卑贱化描述、劣根性批判的认可与接受。
八
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的收入，再也不是像《礼记》所说相当于一个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时期，一个北大教授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可是他家的保姆月薪只有3块大洋。按照《礼记》的规定，下士的收入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的收入相当于两位上等农夫，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两倍，也就是相当于四位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教授的工资竟然高达劳动者工资的100倍，这比《周礼》的规定超过太多。
看来，“礼崩乐坏”并不只是王公贵族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其实也包含着士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历史发展进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分配份额不断扩大的过程，难怪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将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么巨大的贫富悬殊，就是通过教授不断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而实现的。面对100比1的收入比例，教授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当的。相反，他只有通过更加卖力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来证明他的高收入是正当的，保姆的低收入同样是正当的。他甚至还希望某一天自己的收入能跟省长、部长（也就相当于王侯）看齐。今天的知识分子天天向往民国式的理想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今天的工资没有保姆的100倍。
所以，知识分子生来就必须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否则他就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良知人士像杜甫者，还有余裕牵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