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万分遗憾的时候，忽然收到邓正来先生的电子邮件，他简简单单问道：“你们编的国民性的书出版了吗?”我马上意识到这套书的命运很可能有了转机。我说，还没最后落实，您那里是否有方便法门？邓先生说，他的学术机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可以支持这套书的出版，可以纳入他主编的学术丛书，一起推出。我心里不断暗念：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邓先生无疑是从我的博客上知悉我这套书的，因为我曾经在博客上发表过启事。看来博客在传播信息上还颇为有用。在邓先生的安排下，这套书跟复旦大学出版社结缘。
感谢最早引诱我编选《“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的朋友，没有他的反复敦促，就没有这套书的编选和写作。他成为这套书从无到有的第一诱因。
感谢其他几位朋友一开始对我的支持，更感谢他们最后同意我将书稿撤回来集中交给邓正来先生出版。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先生，他为编辑、整理拙作所表现出的辛劳、细心、学术眼光和负责精神，让我肃然起敬。
当然，尤其要感谢邓正来先生为这套书集中出版所提供的各方面的支持。没有他的帮助，这几本书虽然血缘相亲却只能各奔东西。另外，在我所出版的所有著作中，这套书是我操心最少的，因为各种事务都是邓先生和他的学术机构为我处理的。
最后还想补充一句，与这套图书有血缘关系的，还有今年元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站起来》。在《中国的疼痛》书稿中，有六万字写得特别通俗，编在一起不合体例，我就按照那种笔调续写了十几万字，形成了《中国站起来》。所以，我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所编写的图书，实际上不止四本而是五本。
2010年3月29日北京北小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