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
我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那几年我不断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为我的错误寻找客观原因。
关于对我母亲宗教身份的错误理解，这跟我的教育资源有关。我从上小学开始，课堂上应该学什么，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师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而政府是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联合构成的。这个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规定的教育资源，只对精英的文化感兴趣，而且把他们选定的教育资源说成是唯一正确的。
我母亲的生死荣辱，不在教育的关注之列，他们所信奉的神灵，精英人物永远不屑于了解，仅以迷信名之。
精英们信奉儒家道统的时候，他们说“四书五经”是唯一正确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精英们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他们就说全盘西化是唯一正确的，西方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
无论精英群体选择什么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教育资源，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下人的文化和信仰，永远都是妖言邪说，都是被歧视、被批判、被诅咒的对象。而我母亲不幸就属于阿Q、闰土、祥林嫂那个群体。
他们批判这些妖言邪说，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每一代权力当局都必须通过批评一些东西，来证明他所提倡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必须坚信不疑的。
所以，我从我的教材中只读到过马克思、列宁、培根、歌德、雨果是怎么理解人类生活的，以及毛泽东、鲁迅、孔子、屈原、贾谊等等文化巨人是怎么创造人类文化的。关于闰土、阿Q、祥林嫂和我的父亲母亲对于生活的理解，从来没有正面涉及过，仅仅在出于批判之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我的教科书中。
在教科书之外，一般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也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儒道释三教并立并互补，这些学术大师或者小师们一般不会讨论中国传统宗教的第四种资源——民间信仰。所以，我将我母亲的“拜菩萨”理解为佛教，是获得整个精英群体的学术支持的，我不过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一个容器。精英群体给我装进什么，我就拥有什么。
当我发现我母亲的信仰和神灵在我的知识谱系之外的时候，我知道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精英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外。在精英群体看来，它不但不是教育资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敌人，必须天天批判之。
我终于知道，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生活世界，整个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关注与研究视野之中，整个不在他们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之中。
当亚里士多德研究人类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研究的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政治权利，那个庞大的奴隶群体根本不在他的谈论之列。
当中国某某学者在研究中国的信仰状况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汉武帝、武则天、李后主以及围着他们打转的文人士大夫的信仰状况，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以及我的父亲母亲这个庞大的底层群体，根本不在他们的谈论之列。
根据以上逻辑，所有阿Q、闰土、祥林嫂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传宗接代，一直遭到我们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门槛，一直被我们判定为愚昧无知。
是的，在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阿Q、闰土、祥林嫂以及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文化的人。
而我，不但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一个文化人。
我的父亲母亲之所以被命名为没有文化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得不到精英群体的认可，并被精英群体命名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为有文化的人，是因为我在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中，中规中矩地学习了几十年、刻苦操练了几十年，终于弄懂了精英群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模式，参与到这个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结构之中，尽忠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教育，就这样造成了我与我的父亲母亲在趣味、信仰、文化、社会分层等等方面的对立。
